乡下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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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国有这么个童话故事:一个乡下老鼠请城里的老鼠到乡下做客,用玉米、土豆和谷子招待他。饭后城里老鼠不吭声,只是请乡下老鼠到他那儿去做客。有一天,乡下老鼠进了城。让他惊讶的是,城里老鼠吃的比他好十倍:干酪、奶油、火腿

美国有这么个童话故事:一个乡下老鼠请城里的老鼠到乡下做客,用玉米、土豆和谷子招待他。饭后城里老鼠不吭声,只是请乡下老鼠到他那儿去做客。有一天,乡下老鼠进了城。让他惊讶的是,城里老鼠吃的比他好十倍:干酪、奶油、火腿、蛋糕等。正大吃大喝,城里老鼠惊呼:“快逃命,恶猫来了!”四爪狂奔,刚逃过一劫,又差点被满街飞跑的汽车轧死。最后,乡下老鼠喘着气说:“我还是在乡下过太平日子,总比这好吃好喝可处处担惊受怕的生活强。”

我就是这么只乡下老鼠,整天仰望蓝天白云。五年前终于搬到加州的小镇,定居下来。每回到城里做客,好吃好喝,还是惦记乡下的太平日子。

和北京相比,我们小镇正算得乡下了。五万来人,除了一家西红柿加工厂,无任何工业。四周全都是农田,一马平川,远处倒是有山——望山跑死马。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农学院在全美国数一数二,由于用动物做实验成了绿色和平组织攻击的重点。市内主要交通工具是自行车。本地报纸无新闻,每天公布的空气污染指数低得让人产生错觉,以为生活在另一个星球上。

我每天是在鸟叫声中醒来的。仔细听去,两只红嘴山雀之间的调情过于夸张,一只喜鹊呱呱地说单口相声,一群麻雀像野小子招摇过市。

住在巴黎,我每天半夜两点准醒。对面酒吧关门,酒鬼被轰出来,在街上鬼哭狼嚎。早上六点二十五分,再次被垃圾车吵醒,赶紧用枕头堵住耳朵,没用。那车重如坦克,轰隆隆震得人心慌。它横行直撞,似乎要直接开进屋里,把我也装走。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家住北京三不老胡同,对面就是家纺织厂,仅一街之隔。到了夏天,厂房上的窗户统统开着,就像一百个喇叭朝我们喊话,用的是最单调的语言。每星期五厂休,静得倒让人受不了,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盼着人家赶快开工。

要说这和纽约的噪音相比实在算不了什么。前两年某日,我住纽约曼哈顿中城的一个朋友家。半夜三点,一阵清脆的枪声,紧接着是警车呼啸而至,第二天早上看报纸才知道是匪徒交火,一死两伤。你跟纽约人提这个,人家嫌你少见多怪。

别忘了纽约的人是在枪林弹雨中长大的,有极其坚忍的神经。据说要是街上有人开枪,多数纽约人像游击战士那样经验丰富,最多低头哈腰,避开危险。他们随后会骂几句脏话,弹弹灰尘,舒展一下腰肢,继续奔向各自的战场。

我在巴黎被抢过,不多,就一回。那是晚上十一点多钟,朋友开车送我,在东站附近的临时住处下车。我发现两个男人尾随在后,一高一矮。矮个子紧走了两步,和我并排,用蹩脚的英文说:“钱!我们有枪!”我往后扫了一眼,大个子把手揣进怀里,那架式不像有枪,倒有可能是个笤帚疙瘩。我磨磨蹭蹭,刚掏出一百五十法郎,他们就迫不及待地一把夺走,逃之夭夭。第二天我路过附近酒吧,看见那两个业余强盗正用我的钱喝酒呢。

我认识个丹麦汉学家。他头一回去纽约,拿着地图在曼哈顿街头东张西望,突然一个黑人亲热地搂住他,刀尖顶在腰眼上。没辙,他只好从上衣口袋往外掏钱,本想五块十块打发打发算了。可美元的颜色尺寸全一样,一不留神,他抽出张一百美元的钞票,黑人一把攥住他腕子。他急中生智,大骂美国的种族歧视。黑人乐了,打了个折扣降到八十块。他接着大骂当时的总统里根,骂得狗血喷头,黑人拍拍他肩膀——哥们儿,你真够意思,降到五十吧。临别,汉学家和强盗互相握手,难舍难分。

能碰上这么通情达理的强盗,那是运气,当然最好是别碰上。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起,大批大陆留学生涌进美国大城市,穷,只能住最差的地区。面对危险,各有各的高招。我在纽约见过一个大陆留学生,他打扮特别:黑呢大衣、墨镜,黑礼帽压得低低的,歪叼着烟卷,两手揣兜,螃蟹般横着走路——典型的好莱坞电影里三四十年代联邦调查局探员。虽说这打扮有点儿过时,可还是让恶人心里犯怵,尽量躲着他远点儿。

大理是我的中学同学。他在纽约读了四年书,住哈雷姆——纽约最危险的黑人区。他问我他横刀立马于乱军之中,何以毫毛未损?我猜必是一身功夫了得。不,他神秘地摇摇头,掰着手指头,总结了三条经验:第一条,见到可疑分子聚首,要摧眉折腰,过马路绕着走;第二条,若躲闪不及,要盯住其中可能是头目的眼睛,让他知道你记住了他,以减少犯罪行动;第三条,也是最关键的一条,一旦有人尾随过来,要马上冲向附近的垃圾箱翻找东西。

我不懂。大理嘿嘿一乐,要是你比他还穷,抢你干吗?

(刘晓忆摘自《乡下老鼠》,汕头大学出版社,马建刚图)

(作者:北 岛 字数: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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