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民之利器到情感教育之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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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分类:情感美文-文明篇

  【摘要】从“三界革命”时代到新文化运动时期,梁启超对于文学功能的认识在不断做出调整。早期他将文学视作传播文明和改造“国民性”的有力工具,而随着其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他又注意到文学在传承和发扬积极的“国民性”和“国性”中的特殊的文化功能,而这正是对其文学观中作为主导的启蒙向度的修正。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当梁启超认识到情感与理性的均衡发展在现代文化中的重要性,他回归文学的审美属性,强调发挥文学的“情感教育”作用,这是其对文学革命中的启蒙主义的文学功能观的校正。目前学界对于梁启超文学功能观的发展线索及诸种促成因素的研究尚不充分。
  【关键词】梁启超;文学功能;启蒙;文化;情感教育
  作为一个深入而完整地经历了清末的政治改良、辛亥革命直至新文化运动,而又始终在中国历史的现代进程中对于文学问题给予关注的思想者,梁启超的文学观及其发展演变无论对于显现其个人在纷纭复杂的时代语境中的思想踪迹,还是对于呈现与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相伴随的思想史和文学文化史的完整面貌都具有特殊的价值。在以“三界革命”时代为代表的早期,梁氏将文学视作进行“新民”和“改良群治”的启蒙宣传的利器,他因此也被视作现代文学观念的发展史上功利化、工具化的文学观的开创者。而到了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启蒙主义文学观居主导地位的1920年代,梁氏却转而强调发挥文学的“无所为而为”的特殊功能,即“情感教育”作用。其认识的转变因何发生?这一转变是突变还是有一个渐变过程?其“国民性”观的持续调整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梁氏后期对于文学功能的最终定位与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主流话语具有怎样的互文性?以上就是本文在梳理梁氏文学功能观的发展脉络时主要关注的几个问题,而这也正是以往的研究尚未予以充分关注的几个方面。
  一、“传播文明”“改造国民之品质”的文学
  1915年1月梁氏在《大中华》创刊号上发表了《吾今后所以报国者》,开篇即给自己此前的生涯定性:“吾二十年来之生涯,皆政治生涯也”,随即他对于伴随自己政治生涯的著述活动进行了回顾和反省。他谈到自己“惟好攘臂扼腕以谭政治”的直接的“政治谭”,此外“虽非无言论,然匣剑帷灯,意固有所属,凡归于政治而已”以此看来,梁氏早期文学“言论”的“意”“所属”也应是“政治”。梁氏的个人回顾,为我们理解其早期的文学观提供了参考。
  如果说梁氏早期活动是围绕政治改良进行的,为其建构对于中国的现代政治想象提供范本的是西方的民主政治,而在他看来西方近现代文明正是培植西方先进的政治观念和制度形式的重要土壤。因而,梁氏在其政治改良的总体方案中特别强调了对于西方的现代文明和新思想的引介和传播。而仍是受到来自西方的经验(实则这并非本然的西方经验,而是经过日本明治维新思想界为我所用地重新建构的西方“经验”)的启发,梁氏认识到文学在传播新文明、新观念中的重要价值。而梁氏眼中既分享着西方现代文明成果,又成为传播新思想的利器的西方文学(实则梁氏对其认识中同样有很多想象成分)也成为他革新中国文学的蓝本。
  梁氏在世纪初前后最重视的文学体裁是小说,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对于宣传政治改良、传播新文明、新思想而言,小说最为有力。早在戊戌变法的准备阶段,梁氏即已认识到“说部书”因其使用今人俗语,读者“反多于六经”,所以应大力提倡。就其作用而言,“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穷极异形,振厉末俗”。这段出自《变法通议·论幼学》(1897)的文字是梁氏在其政治改良的视野中注意到文学之“用”的开始。在梁氏于戊戌变法失败后开始的对于“政治小说”的提倡中,他将小说,特别是“政治小说”看作是“传播文明三利器”,即“学校”、“报纸”、“演说”之外的又一“利器”。对“政治小说”的提倡明显来自梁氏对外来经验的借鉴。在《译印政治小说序》(1898)中他谈到:“政治小说之体,自泰西人始也”,“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在标举外来经验的同时,梁氏表达了对“中土小说”的不满,认为其“不出诲盗诲淫两端”。梁氏明显夸大了小说在“各国政界之日进”中的作用,而正是在这种有意无意的夸大中,以及欲以带有较大想象成分的外来“经验”取代本土经验的尝试中,体现了梁氏对于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功能的定位与其政治改良思想一样,皆是以所谓文明、现代的西方为范本。这明显反映出梁氏此期所受到的源自西方,又经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日本明治维新思想家的改造和强化的“文明论”话语体系的影响。而这一欧洲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所带有的以政治取向统摄文化实践的思想特征也明显影响到梁氏对于文学与政治两者关系的处理。梁氏在1902年11月14日出版的《新小说》第一号上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以此竖起了“小说界革命”的大旗。此文开首即强调革新小说对于“新民”的至关重要:“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以下梁氏又言及革新小说在“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风俗”、“新学艺”、“新人心”、“新人格”等诸方面的必要性。这是对于小说在“新民”中的重要价值的高度肯定。下文中梁氏对于小说“支配人道”的“熏”“浸”“刺”“提”四种力给予细致阐发。“民”因何要“新”之?在此前梁氏已开始写作《新民说》,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后相隔不几日又写有未完篇的《新民议》,可见,“新民”是梁氏此期思想的核心。《新民议》的“叙论”中梁氏谈到《新民说》的写作动机:“余为新民说,欲以探求我国民腐败堕落之根原(源),而以他国所以发达进步者比较之,使国民知受病所在,以自警厉自策进”。“民”之所以要“新”是因为原本“腐败堕落”。早在此前,梁氏已接触到同样源自西方,又以日本为中介的“国民性”话语,其与他已接受的“文明论”知识体系结合在一起,使梁氏由此开始了对于本国国民的“劣下之根性”的批判,而“新小说”被他视为“新民”的利器,在此前已赋予政治小说等的正面的思想启蒙之“用”中,他又纳入了以改造“国民性”为目标的批判性的启蒙维度。 (http://www.myqnw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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