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文学思想浅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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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分类:情感美文-文明篇

  【摘要】李商隐是晚唐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擅长写作诗和骈文,取得极高的艺术成就。而他对文学创作持有的观念也体现了他作为文学大家集独树一帜和兼容并包为一体的深思洞见。文中试从三个方面来论述李商隐的文学思想:反对独尊周孔,儒道释兼取;追求偶对文饰的语言美;提倡抒情言志的创作。以期全面俱到地总结李商隐对文学创作和鉴赏的观点。
  【关键词】李商隐;文学批评
  在中国文学史上,李商隐是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和骈文家而享誉后世的,而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李商隐的文论观点也是特立独出而值得重视的。纵览樊南文集和玉溪诗集,不少诗文或直接或间接地表示出他自己的文学思想。本文经过对这些零散诗文的分析总结,概括成三大点分别进行介绍和论述。
  一、反对独尊周孔,儒道释兼取
  儒家是在周公和孔子的言论主张中创始和发展出来的,春秋战国时期已是诸子百家学说当中最重要的一枝,西汉经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成为一国的统治思想,并一直延续到后世。儒家周孔的权威可谓不可撼动,而李商隐却明确表示了对其的非议。
  他在《上崔华州书》中说:“始闻故老言:‘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常悒悒不快,退自思曰:夫所谓道,岂古所谓周公、孔子者独能邪?盖愚与周孔同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系今古,直挥笔为文,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百经万书,异品殊流,又岂能意分出其下哉!”他认为“道”不该是周公孔子专有,人人都可创造自己的“道”,抒发自己的情志,也不必非从儒家经史中寻章摘句,各家典籍自有其妙,不应置于儒学之下。他这样的言论无疑是大胆而惊人的。
  同样,在《唐容州经略使元结文集后序》中李商隐更是批判了孔氏之道:“论者徒曰:‘次山不师孔子为非。’呜呼!孔氏于道德仁义外有何物?百千万年,圣贤相随于涂中耳。次山之书曰:‘三皇用真而耻圣,五帝用圣而耻明,三王用明而耻察。’嗟嗟此书,可以无书!孔氏固圣矣,次山安在其必师之邪?”李商隐对元结十分敬重和喜爱,他为元结编次了文集并作了此序。序中对论者非议元结不以孔子为师不以为然,认为元结的思想不在孔子之下,并引用了元结评价儒家学说的话。认为随着社会发展,至德渐丧,三皇讲真淳,故以圣德为耻,五帝讲圣德,故以英明为耻,三王讲英明,故以洞察为耻,越到后世,道德仁义的要求越多,这便是儒家“强生道德”于“强毁纯朴”之后的证明。
  显然,李商隐接受了元结的思想,而元结的思想正是受到道家影响的结果。《老子》第18章云:“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元结之意,与此如出一辙。在这篇序文中,李商隐还称赞元结之文:“次山之作,其绵远长大,以自然为祖,元气为根,变化移易之。太虚无状,大贲无色,寒暑攸出,鬼神有职……若大厌然,不觉其兴。若大醉然,不觉其醒,其疾怒急击,快利劲果,出行万里,不见其敌。”《老子》中说:“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亦云:“道不游太虚。”种种形容都可看出商隐对老庄的喜爱与推崇之情。
  当然,李商隐对儒学之说周孔之道并不是绝对地批判打压的,“孔氏固圣矣。”他在其他作品中,尊儒之说也时时有之,如《赠刘经映三十四韵》云:“建国宜师古,兴邦属上庠。从来以儒戏,安得振朝纲?”《奠相国令狐公文》曰:“圣有夫子,廉有伯夷。”承认以儒学振朝纲,尊奉孔子伯夷为圣贤。李商隐对儒学的批判毕竟也是有为而发,不是对其全面否定的。
  在唐代,儒道释三家都是十分流行的,前面的论述中可大体看出李商隐对儒家道家的看法,那对佛家又是怎样呢?作为文人,得意失意的不同境遇下,对此三家会有不同程度的倾向。佛教通常都是文人们痛苦心境的投宿之所,李商隐更是如此。他一生困于党争郁郁不得志,而又经历过中年丧妻之痛,本是深情之致敏锐之致的诗人,自然少不了哀怨喟叹之作,并且不在少数。这些作品中,佛教思想的融入便是自然而然的了。
  《题僧壁》诗云:“舍生求道有前踪,乞脑剜身结愿重。大去便应欺粟颗,小来兼可隐针锋。 蚌胎未满思新桂,琥珀初成忆旧松。若信贝多真实语,三生同听一楼钟。”《玉溪生诗集笺注》此诗下清冯浩注曰:“义山好佛,在东川时于常平山慧义精舍经藏院剙石壁五间,金字勒妙法莲华经七卷。”《樊南乙集序》亦自云:“三年已来,丧失家道。平居忽忽不乐,始克意事佛。方愿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都表达了舍身求道的愿望。李商隐诗歌的一个根本追求便是主情,对人生痛苦的体验,对爱人的相思寄托,对爱情逝去的追慕都是其诗歌中普遍的情怀。而佛理禅宗就是为了消解这些爱欲憎恨,“未必明时胜蜯蛤,一生长共月亏盈”(《城外》),“回头问残照,残照更空虚”(《槿花》),“大执真无力,多情岂自由”(《即目》)。有求皆苦,诸行无常,李商隐对此感受颇深,熔铸在诗句中,浑化无迹。
  二、追求偶对文饰的语言美
  “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从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隐,自是始为今体章奏博学强记,下笔不能自休,尤善为耒奠之辞。与太原温庭筠、南郡段成式齐名,时号“三十六”。文思清丽,庭筠过之”(《旧唐书》本传)。《新唐书》本传亦云:“商隐初为文瑰迈奇古,及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因授其学。商隐俪偶长短,而繁缛过之。时温庭筠、段成式俱用是相夸,号‘三十六体’。”新旧唐书都指出李商隐由古文转写骈文,并且在骈文写作上获得了很大成就。“文思清丽”,“偶俪长短,而繁缛过之”,李商隐对形式美是有着明确要求的。
  骈文兴起于东汉之初,在南齐永明时沈约等人的声病说的提倡下得到发展最终成形,在梁陈北齐北周时徐陵庾信等人将其发挥到极致。它的特点就是重骈俪对偶、属事用典、华丽藻饰。
  自有今体以来,文学的发展总是在今体古体、律体散体的斗争中进行,有唐一代,从初唐陈子昂的复古论调主张刚健气骨,到中唐元白新乐府运动提倡诗歌反映现实通俗畅达,再到韩愈等人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今体都是被批判的对象。只是科举应试、章奏公文都规定用典雅庄重的骈文,才使其虽多受褒贬亦能稳站作文之主导地位。而李商隐却是从内心喜爱骈文律体的。他自编的文集《樊南甲集》和《樊南乙集》,前者皆为骈文,后者大部分是骈文,甲乙集有个共同的名字《樊南四六》,将骈文命名四六始于李商隐,骈文发展在他手中是一次新变。 (http://www.myqnw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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