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毒”占中国

  • A+
所属分类:情感美文

  “九一八”事变前,有个日本兵在中国内地旅行,他在火车上向外眺望,忽然看到山野荒村的上空,竟然飘着日本国旗。他不禁流下惊喜的眼泪,并喃喃自语,想不到大日本帝国的国威已威慑到了如此荒僻之地。
  这段经历,出自前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池田纯久在1952年写的回忆录,我对此产生了疑惑,“九一八”之前,中国内地为什么会飘日本旗呢?
  “如果他知道那是卖鸦片的标志,他还会流下热泪吗?”池田纯久在书中反问。日本国旗和鸦片又有什么关系呢?
  1982年10月的一天,东京一家专营有关中国内容的旧书店,把一份旧书目录送给爱知大学的教授江口圭一。江口发现,这里面竟然有伪蒙疆傀儡政府档案,年代是1940年。档案主要是记载经济贸易,其中竟然有从未公开过的日本政府贩卖鸦片的契约和统计资料。
  这批档案揭露出鲜为人知的罪恶。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之前,日本“皇威”还未深入中国内地,鸦片却已捷足先登。众所周知,英国是鸦片侵华的始作俑者,然而,若论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之深重,日本是当仁不让的首恶。
  日本侵占东北以前,日本控制区内最大的鸦片产地是朝鲜。为了应付东北迅速扩张的鸦片需求,自1933年起,朝鲜鸦片的产量剧增为1932年(7634公斤)的两倍左右(14059公斤)。此时,应国际禁烟会议的强烈抗议,伊朗鸦片的产量逐渐减少,鸦片价格遂上扬。日本便动起了热河省的歪脑筋——自清末以来,热河就是中国北方产烟大省。
  民国时期,热河地区偏远落后,中央政令不行,常年处于各派军阀争夺混战之中,热河地区军政鸦片成为最大财源。在军阀的包庇下,民间私种鸦片成风,军阀从中抽税,罂粟种植遍及热河全省,致使热河农业商业百业萧条。
  关东军中佐松室孝良是日军中最早提出用鸦片入侵内蒙古的人。1933年,他在承德特务机关长任上,写了一份报告:蒙古地方产业以畜牧业为主,尚处于原始状态中,鉴于资本主义经济几乎没有,就应该把鸦片、食盐等项,一起看待,实行政府专卖政策。松室的计划得到日本军部的支持,他一手建立了热河鸦片专卖制,确立热河全省为满洲国的罂粟种植区。
  1933年5月,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命令关东军在热河作战时,要“加倍注意,不准践踏耕地”。关东军什么时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了?那是为了保护罂粟秧苗。
  尝到鸦片甜头的日本,欲壑难填,又打起了察哈尔省的主意。在松室孝良的策划下,热河军阀李守信在1934年入侵察哈尔省,建立了“察哈尔自治政府”,傀儡政权刚一成立,便以“禁烟”的名义,发布种植文告,强迫农民种植罂粟。1935年春天,历史上从未种植过罂粟的多伦地区,当年被迫种植罂粟1500亩。察哈尔成为第二个鸦片基地。
  除了关东军,在治外法权庇护下的租界,动作也很大。
  1898年日本在天津占有租界,到了1918年,在天津的日本侨民有5000余人,其中有70%的人从事吗啡等违禁品的批发业务。从中药铺到饭馆、杂货店,鲜有不经营违禁品的;而且都是做大宗的现货交易,小量零售的很少。日租界中日本人的富有,几乎都缘于吗啡交易。租界里某高级饭馆,一次就从日本雇来158名艺妓,日租界的阔绰可见一斑。日本根据1901年的《辛丑条约》,在华北有一支常驻军事力量——“天津军”,发动“七七”事变的主力就是这支军队。日军以保护日本侨民为由,1928年出兵青岛,1932年出兵上海,直到1937年卢沟桥演习,原来保护的不少是毒贩。
  著名的哲学家罗素曾担任国联秘书厅禁烟组主任,他在1936年向英国上院议员讲述远东的毒品泛滥问题,指出:“天津日租界,现在是世界制造海洛因的中心。区区4平方英里的市区,有售吸所1000家以上,制造厂200家以上,新厂仍如雨后春笋,逐日增加。这些海洛因工厂,完全公开,故天津一隅毒化之害,不仅及于中国人,即世界各国,亦受莫大影响。”
  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的《禁烟档案》统计,在抗战中的沦陷区,鸦片种植面积共有1500余万亩,吸毒人数高达3200多万人,占沦陷区总人口的8.8%,仅东北一地,直接因吸毒而死的人数有17.9万人……
  与此成正比的是,日本人赚得盆满钵满。台湾学者李恩涵经过多年研究,估算出了最低数值:“不算台湾,仅就八年中日战争期间,大陆地区就有163亿日元以上的纯利。”这相当于同时期国民政府税收收入的12倍,放到今天也是笔天文数字。
  今日的日本,经济成就举世闻名,然而,有谁知道,在他们血腥伤感散文日记的原始积累中,有多少是来自于中国可怜的烟民!一如日本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躲躲闪闪,在对华贩毒问题上,更是缄默如深。
  (摘自《中华遗产》 ) (http://www.myqnwz.com)

weinxin
金璞玉小说
最新最好看的言情小说,微信号 jpywx8

发表评论

您必须登录才能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