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余光中的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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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请问这是余光中教授的办公室吗?”“是的。”“请问余教授在吗?”“对不起,他不在。”“请问您是——”“我是他的秘书。”“那,请您告诉他,我们还没有收到他的同意书。我们是某某公司,同意书一个月前就寄给他了……”接电话的人是我自己。

“请问这是余光中教授的办公室吗?”

“是的。”

“请问余教授在吗?”

“对不起,他不在。”

“请问您是——”

“我是他的秘书。”

“那,请您告诉他,我们还没有收到他的同意书。我们是某某公司,同意书一个月前就寄给他了……”

接电话的人是我自己。其实我哪有什么秘书?这一番对答,并非在充场面,因为我真的觉得,尤其是在近来,自己已经不是余光中,而是余光中的秘书了。

诗、散文、评论、翻译,一向是我心灵的四度空间。写诗和散文,我必须发挥创造力。写评论,要用判断力。做翻译,要用适应力。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才自觉生命没有虚度。但是记得把许可使用自己作品的同意书及时寄回,或是放下电话立刻把演讲或评审的承诺记上日历,这些纷繁的杂务,既不古典,也不浪漫,只是超现实,“超级的现实”而已,不过是秘书的责任罢了。可是我并没有秘书,只好自己来兼任了,不料杂务愈来愈烦,兼任之重早已超过专任。

退休三年以来,我在西子湾的校园仍然教课,每学期六个学分。上学期研究所的“翻译”,每周都要批改练习,而难缠的“十七世纪英诗”仍然需要备课。退休之后不再开会了,真是一大解脱。大头会让后生去开吧。回头看同事们脸色沉重,从容就义一般没入会议室,我有点幸免又有点愧疚之感。

演讲和评审却无法退休。今年我去苏州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甚至母乡常州的前黄高中,已经演讲了八场,又去香港讲了两场。如果加上在台湾各地的演讲,一共应该在二十场以上。但是我婉拒掉的邀约也有多起。其实演讲本身并不麻烦,三分学问靠七分口才,在讲之外更要会演。真是锦心绣口的话,听众愈多就愈加成功。至于讲后的问答与签名,只是余波而已。麻烦的倒是事先主办者会来讨讲题与资料,事后又寄来一沓零乱的记录要求修正。所谓“事后”,有时竟长达一年之后,简直阴魂不散,真令健忘的讲者“忧出望外”,只好认命修稿,将出口之言用马来追。

近年去各校演讲,高中多于大学。倒不是大学来邀的较少,而是因为台湾中山大学的列位校长高估了我,以为我多去高中会吸引毕业生投考中山。所以我去高中演讲,有点“出差”的意味。其实高中生听讲更认真,也更纯真。大学生呢,我在各大学已经教了四十年,可谓长期的演讲了。

评审是一件十分重要但未必有趣的事情。文学奖的评审不但要为本届的来稿定位,还会影响下届来稿的趋势,当然必须用心。如果来稿平平,或者故弄玄虚,或者耽于流行的招数,评审委员就会感到失望甚至忧心。但若来稿不无佳作甚至珍品,甚至不逊于当代的名作,则评审委员当有发掘新秀的惊喜,并期待能亲手把奖颁给这新人。被主办单位指定为得奖作者写评语,也不一定是赏心乐事,因为高潮已退,你还得从头到尾把那些诗文详阅一遍,然后才能权衡轻重,指陈得失。万一你的首选只得了佳作,而独领冠军的那篇你并不欣赏,甚至不以为然,你这篇评语又怎能写得“顾全大局”呢?

另一种评审要看的是学术论文,有的是为学位,有的是为升级等,总之都要保密。看学位论文是为了要做口试委员,事先需要保密,事后就公开了。但是看升级等论文,则不分事先事后,都得三缄金口,事态非常严重。这种任务纯然黑箱作业,可称“幕后学术”,其为秘密,不能像绯闻那样找好友分享。讽刺的是,金口虽缄,其金却极少,比起文学奖的评审费来,不过像零头,加以又须守秘,所以也可称“黑金学术”。这也罢了,只是学术机构寄来的洋洋论文,外加各种资料,尽管有好几磅重,有时并不附回邮信封。我既无秘书,又无“行政资源”,哪里去找够大够牢的封袋来回寄呢?

“你为什么不叫助教代劳呢?”朋友怪我。

倒好像我还是当年的系主任或院长,众多得力的助教,由得我召之即来,遣之即去。其实,系里的助教与工读生都能干而又勤快,每天忙得像陀螺打转,还不时要为我转电话,或者把各方对我的邀约与催迫写成字条贴在我的信箱上。这些已经是他们额外的负担,我怎能加重要求?

我当然也分配到一位“助理”。礼文是外文系的博士生,性格开朗,做事勤快,更难得的是体格之好非其他准博女、准硕女能及。她很高兴也实际为我多方分劳,从打字到理书,服务项目繁多,不过她毕竟学业繁重,不能像秘书一样周到,只能做“钟点零工”。

所以无尽无止无始无终的疑难杂事,将无助的我困于重围,永不得出。令人绝望的是,这些牛毛琐细,旧积的没有减少,新起的却不断增多,而且都不甘排队,总是横插进来。

以前出书,总在台湾,偶在香港。后来两岸交流日频,十年来我在大陆出书已经快二十种,有的是单本,有的是成套,几乎每一省都出了。而每次出书,从通信到签合同,从编选到写序到提供照片,有时还包括校对在内,牵涉的杂务可就多了。像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的一套三本,末校寄给我过目。一看之下,问题之多,令我无法袖手,只好出手自校。一千二百页的简体字本,加上两岸在西方专有名词上的译音各有一套,早已“一国两制”了,何况还有许多细节涉及敏感问题。因此校对之繁,足足花了我半个月的时间。

同时在台湾,新书仍然在出。最新的一本《含英吐华》是我为十二届梁实秋翻译奖所写评语的合集,三百多页诗文相缪,中英间杂,也校了我一个礼拜。幸好我的书我全都熟悉,一部《梵谷传》(《梵高传》)三十多万字,四十年前我存(指余光中夫人范我存——编者注)曾为我誊清初稿,去年大地出最新版,又帮助我细校了一遍,分劳不少。

“天下文化”出版了《茱萸的孩子》。意犹未尽,又约傅孟丽再撰一本小巧可口的《水仙情操——诗话余光中》。高雄市文献委员会把对我的专访又当做口述历史,出版了一本《让春天从高雄出发》。不久广州的花城出版社又推出徐学所著《火中龙吟——余光中评传》。九月间尔雅出版社即将印行陈幸蕙在《幼狮文艺》与《明道文艺》上连刊了三年的《悦读余光中:诗卷》。四本书的校稿,加起来不止千页,最后都堆上我的红木大书桌,要“传主”或“始作俑者”亲自过目,甚至写序。结果是买一送一,我难改啄木鸟的天性:当然顺便校对了一遍。

校对似乎是可以交给秘书或研究生去代劳的琐事,其实不然。校对不但需要眼明心细,耐得住烦,还需要真有学问,才能疑人之所不疑。一本书的高下,与其校对密切相关,如果校对粗率,怎能赢得读者的信心?我在台湾出书,一向亲自来校,务求谬误减至最少。大陆出书,近年校对的水准降低,有些出版社仓促成书,错字之多,不但刺眼,而且伤心。评家如果根据这样的“谬本”来写评,真会“谬以千里”。

另一件麻烦事就是照片。在视觉主宰媒体的时代,读者渐渐变成了观众。读物要是少了插图,就会显得单调,于是照片的需要大为增加。报刊索取照片,总是强调要所谓“生活照片”,而且出版在即,催讨很紧。家中的照相簿与零散的照片,虽已满坑满谷,永远收拾不清,但要合乎某一特殊需要,却是只在此柜中,云深无觅处。我存耐下心来,苦搜了半夜,不是这张太年轻,那张太苍老,就是太暗、太淡,或者相中的人头太杂,甚至主角不幸眨眼,总之辛苦而不美满。难得找到一张真合用的,又担心会掉了或者受损。

而如果是出书,尤其是传记之类,要提供的“生活照片”就不是三两张可以充数的了。

自己的照片从少到老,不免略古而详今,当然“古照”本来就少,只好如此。与家人的合照倒不难找,我素来喜欢摄影,也勤于装簿。与朋友的合照要求其分配均衡,免得顾此失彼,却是一大艺术。但是出版社在编排上另有考虑,挑选之余,均衡自然难保。大批照片能够全数完璧回来,已经值得庆幸了。为了确定究竟寄了哪些照片出去,每次按年代先后编好号码,逐张写好说明,还得把近百张照片影印留底。有时一张照片年代不明,夫妻两人还得翻阅信史,再三求证。

目前我的又一本传记正由河南某出版社在编排,为此而提供给他们约一大袋照片,许多都是一生难再的孤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浪子”回家?

这许多分心而又劳神的杂务,此起彼落,永无宁时。他人代劳,毕竟有限,所以自己不能不来兼差,因而正业经常受阻,甚至必须搁在一边。这么一再败兴,诗意文心便难以为继了。我时常觉得,艺术是闲出来的,科技是忙出来的。“闲”当然不是指“懒”,而是俯仰自得,游心太玄,从容不迫的出神状态,正是灵感降临的先机与前戏。

现代人的资讯太发达,也太方便了,但是要吸收、消化、运用,却因此变得更忙。上网就是落网,终于都被那只狡诡的大蜘蛛吞没。啊不,我不要做什么三头六臂、八脚章鱼、千手观音。我只要从从容容做我的余光中。而做余光中,比做余光中的秘书要有趣多了。

(苗馨摘自《散文选刊》2003年第3期)

(作者:余光中 字数:3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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