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罪恶与你我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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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雅斯贝尔斯曾说:“我是有罪的,因为当罪恶发生时,我在场,并且我活着。”这句话意味着,旁观是不可能的,明哲保身是不可能的。即使你没有法律上的罪,也不能免除道德上的罪。在我们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在我们这个战争直播的时代,

雅斯贝尔斯曾说:“我是有罪的,因为当罪恶发生时,我在场,并且我活着。”这句话意味着,旁观是不可能的,明哲保身是不可能的。即使你没有法律上的罪,也不能免除道德上的罪。在我们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在我们这个战争直播的时代,所有的事件我们都是在场者,无论它多么遥远,都会被电视推到我们的面前。

我们,是那遥远的罪恶的一部分。现代社会的分工使人变成了零件。有一篇文章写到大都市里的不落地族。他们在高楼上工作,在高楼上生活,他们名义上是这个城市的居民,却没有多少时间亲近这个城市的土地。对于这个城市来说,他们并不是一个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而只是城市机器的零件。作为零件,他们的确没有必要了解别的零件,也没有必要了解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究竟是怎样的。虽然身为白领,他们被认为有很高的文化。

分工使我们心安理得地埋头于自己的工作,心安理得地不去知道其他的事情。至于我们所埋头的工作,我们很少考虑是否应该去做。常常,我们觉得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被我们的分工所指派的事情。然而,既然是被指派的,这个事情是否应该,已经不需要我们自己的思考。我们很少有应该做的事情,只有必须做的事情。

过细的分工使我们无法看到世界的全貌,即使有心,我们也难以对我们正在做的某一件事进行道德判断。因为道德,必须从人类的总体生活中才能获得。在《摩登时代》电影中,流水线上拧螺丝的工人完全不必知道螺丝拧在什么地方,这使得生产救灾物资的工人与生产军火的工人会获得同样的成就感。

科技专家也是一样,无论是研发核武器还是研发核电站,都可以当做螺丝来拧。当与科技相关的道德问题被提出来的时候,还有一个常用的托词:科学和技术是中性的,不牵涉道德问题。

现在,我正在家中的餐桌上敲打着电脑。自从对门张先生搬家,这座我居住的住宅楼里就没有我认识的家庭了。新来的房客好像是几位合住的学生或者民工,经常听见夜里有人大声拍打他们的门。中间的一家我几乎没有见过,不知道换了几次房客。

大约是柏杨在他的《中国人史纲》里说,蒙古帝国灭亡的原因之一是国土太大,通讯跟不上,无法做出及时反应。好比一个超级巨人,把脚伸到火里,大脑要在一天以后才能知道,等到下达挪开指令的时候,脚指头已经烧掉了。人类正在面临这样的困境。

科学及其技术把整个地球联系在一起,手机电视互联网之类的东西可以使人突破空间的阻碍,造成天涯比邻的幻觉。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的比邻也被推到了遥远的身后。人生有限,你只能与有限的人、有限的事发生联系,不同的只是分布状态,从前它们生活在你的四周,而现在可能分散到全球各地。当天涯成了比邻,比邻却成了你的陌生人。我们已经习惯了身边的陌生,并把这种陌生当做了生活的常态。

传统社会的人们熟悉身边的一切,在《白鹿原》的村庄里,每个人都是全知的,他们的信息容量足以了解村中的一切事物,因而能够对一切事物进行道德判断。在这样的村庄里,人与人之间是有机的整体,如土壤,生长着他们的恩怨是非,爱恨情仇。而那些在我们看来没有被他们理解的事物,他们的星光、天空、山林,最终都将通向神灵,而不是陌生。他们的生活充满了神灵,也充满了道德。而在比邻若天涯的现代都市中,人的土壤已经沙化。他们常常从一个陌生走到另一个陌生。

我们应该期待一位超级圣人来代替我们思考,使道德思考也接受分工的安排吗?还是放心地让地球村中最强势的力量——商业来主宰我们的未来,由商业广告来告诉我们,什么是道德,什么是不道德?

看病吃药,谁都认为是天经地义。但是,假如这瓶药使用的是一种美国的专利技术,其核心成分紫杉醇是从红豆杉的树皮中提取的,这些红豆杉的皮是从野生的红豆杉身上活活地剥下来的,并且由于这种药的缘故,整个云南的红豆杉已经找不到几棵活的了,你是否还会接受这种药?再假如,这种药中有一种成分是从活熊的胆汁中提取出来的,为此,有一些熊被活活关在铁笼子里,肚子上常年插着一根带着开关的直通熊胆的导管,隔一段时间就被流放胆汁,你是否还会接受这种药?

当我们习惯了陌生,我们就已经意识不到我们的在场,成为不在场的旁观者,如同置身于电视机旁。而那遥远的罪恶,就潜藏在我们身边的陌生之中。

遥远的罪恶与你我有关,面对罪恶时,我们该做些什么?

(作者:田 松 字数: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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