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的电影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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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6年1月17日,导演李安的新作《断背山》荣获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四大奖项,成为最大赢家。1月31日第78届奥斯卡奖提名揭晓,《断背山》仍是一枝独秀,获得8项提名,李安和他的电影再次成为今年奥斯卡奖的大

2006年1月17日,导演李安的新作《断背山》荣获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四大奖项,成为最大赢家。1月31日第78届奥斯卡奖提名揭晓,《断背山》仍是一枝独秀,获得8项提名,李安和他的电影再次成为今年奥斯卡奖的大热门。

李安出身书香世家,父亲对他期望甚大,但少年时的李安曾经坚定地对父亲说:“我什么都不喜欢,我想当导演。”没有人在意他的这句话。两次大学落榜,对李安而言是世界末日,却也一步步踏进他的电影梦……

第一次“文化冲击”

我家四个兄弟姐妹,我是长子。我的出生,让爸爸兴奋得整晚都睡不着觉,百感交集地说:“李家终于有后了。”爸爸给我取名“李安”,一来是老家在江西德安,二来是爸爸来台湾时搭乘的轮船就叫“永安号”,当年他可是死里逃生。

上小学时,我在戏剧表演上便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偶尔也会上台表演,最拿手的就是唱《家在山那边》,有时两兄弟一块儿上台,李岗(李安的弟弟)就唱“老祖母今年八十八……”爸妈的朋友、同乡或同事来我家拜访时,我常拿扫把当吉他,带着弟弟上场表演一番,逗大家开心,我最擅长模仿叔叔伯伯或我家的管家老杨。当时校长曾向爸妈半开玩笑地说:“你这个儿子将来可能走第八艺术。”

“我想当导演”

刚考上台南一中的那个暑假,父亲就拿了份大学志愿表回来,通常志愿表是高一念完后才填的,我看了看,就知道自己不是理工医农的料,可是文科里的外交、新闻、外文、法商等科目,又都觉得没啥意思。

当时我就对父亲说:”我都不喜欢,我想当导演。”大家听了一笑置之,可我讲的是实话,而且特别想当电影导演。我也不知道导演是干什么的,只知道他把电影拍出来。

念台南一中时,我虽天天补习,名次还是落在二三十名,加上父亲是校长,我觉得很糗,在学校里老躲着他。大学连考两年都名落孙山,对我而言简直是世界末日。然而进入艺专影剧科后,我才真正面对另一种人生的开始,原来人生不是千篇一律的读书与升学。

那时在艺专,学校拍不起电影,只在毕业前让所有技术组的同学扣一下16厘米摄影机,我不是技术组的,一直没碰过电影摄影机。二年级时一个香港学生说可以帮我从香港带超8厘米摄影机进来,我就跟父亲要钱去买。这是除了书以外,父亲送给我唯一跟电影有关的礼物。用这台摄影机拍了一部18分钟的黑白短片《星期六下午的懒散》,这部短片还帮我申请进入了美国纽约大学电影系。

我学戏剧,爸爸虽然答应支持,内心却一直很矛盾。记得大三暑假时环岛巡回公演,大伙儿又歌又舞又搬道具,像跑江湖似的很好玩,一到嘉义,我就开始紧张,因为快回台南了。踏进家门,老爸一看我因公演累成的黑瘦模样,就在饭桌上开训:“什么鬼样子。”因为在父亲的印象里,我的公演和小时候我们看到的没两样,他很伤心,一心指望能光宗耀祖的我没考上大学,居然沦落为给人逗乐子的康乐队队员,所以他一直催促我出外留学,希望能拿到学位,成为戏剧系教授。

除了做导演,我什么都不会

在我生活的环境里,我的自尊一直很低,从台南一中起我就觉得不如人;到了艺专,社会上又觉得这不是所好大学;毕业服兵役,又被女朋友甩掉。到了伊利诺大学,都是美国人,话也听不太懂,朋友也没法交,中国留学生又多是理工医农的高材研究生,我是唯一念戏剧的大学生,虽然努力地吸收,仍自觉处于很低的位置,要进入世界闯出什么,好像是不可能的事。

可是一到电影系,就不一样了。我最愉快、最充实的日子,就是在纽约大学的求学时光。

1985年自纽约大学硕士毕业,我把所有东西打包成8个纸箱,准备回台发展。就在离开的前一晚,《分界线》在纽约大学影展中得了最佳影片与最佳导演两个奖,当晚美国三大经纪公司之一威廉·莫瑞斯的经纪人当场要与我签约,说我在美国极有发展前途,要我留下来试试。

当时太太惠嘉还在伊利诺念博士,带着1岁不到的大儿子阿猫(李涵),学位还差半年就拿到。我想留下来陪家人,也试试运气,没想到一耗6年。

那时期每隔一阵子,就有人说,看到我的学生片,很棒,我们来谈谈怎么合作吧。因为经纪人会把学生片拷贝一大堆,送到各公司去推销。就这样,一个计划不成,另一个计划又来了,总有几个在进行,所以老不死心,人像是悬在半空中。直到1990年暑假完全绝望,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要不要回台湾?惠嘉看到我精神上有点撑不下去,就会带我出去吃个饭,我们最奢侈的就是去吃肯德基,阿猫就说:“我们去吃老公公炸鸡。”

这期间,我偶尔去帮人家拍片,看器材,帮剪接师做点事、当剧务……但都不灵光。还有一次到纽约东村一幢大空屋去帮人守夜看器材,好恐怖,真怕会遇上抢匪闯入抢劫。还曾干过两天的剧务打杂,做得很笨拙,大家一看我去挡围观的人就觉得好笑,有个非裔女人见我来挡就凶我:“敢挡?我找人揍你。”我连忙走开,闹了很多笑话。

许多人好奇我怎么熬过那一段心情郁闷时期?当年我没办法跟命运抗衡,但我死皮赖脸地呆在电影圈,继续从事这一行,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前去,如此而已。

我的贤内助

我拍片后,许多人都很好奇我太太林惠嘉是个什么样的人。其实她只是不管我,这正是我最需要的。她给了我时间与空间,让我去发挥、去创作。要不是碰到我太太,我可能没有机会追求我的电影生涯。

我和惠嘉是在伊利诺大学念书时认识的。1983年8月19日,我们于相识5周年纪念日结婚。很多《喜宴》里的情景都是我结婚实况的翻版。

远从台南赶来的爸妈,坐在一张大红被单铺成的床前,接受我们的磕头跪拜。刚跪拜完,妈妈突然掉下眼泪,拉着她的手说:“惠嘉,我们李家对不起你,让你结婚结得这么寒碜,我们老远从台湾到美国一点用也没有。”这一幕,后来成了《喜宴》当中的情景。

婚后,我们分隔两地,她继续念书,我在纽约剪辑毕业作品。

为了筹拍毕业作品《分界线》,我自己打工、父母资助、女友林惠嘉赞助,共花了100多万台币。到了最后阶段,还差8000多美元,我就从惠嘉的账户里直接提了来用。奇怪的是,我一点都没有愧疚感,事后跟她说起这件事,她也仅只“哦”应了一声,表示知道了。

1984年5月,阿猫出生时,我这个爸爸还不知情地在纽约公园里玩棒球、丢飞盘。直到晚上回家,才知太太已生产。原来半夜惠嘉独自进医院时,医生问她要不要通知丈夫,她说:“不必。”问要不要通知友人,她也说:“不必。”她自己开着快没汽油的车子到医院来,院方还以为她是弃妇。惠嘉个性很独立,自己能做的事就不愿麻烦人。老二石头出生时早产,我就特别盯在一旁,她还是频频赶我走:“杵在这儿干吗,你又不能帮忙,你又不能生。”

在生活里,不论我的事业处于低潮或高峰,我们的感情一直差不多,相处上也没太大差别。在精神上她以前比较痛快,以前她工作忙,我依赖她;我出名后,现在她有时候要出来做李太太,打扰了她的工作。

我觉得,夫妻间相处如一切事物,不是一成不变的,都需要做适度调整,甚至以变化来保持不变。以前我在外面谦卑,回家一样谦卑;现在我在外面比较神气活现,回家再谦卑,就觉得是在调整,其实只是保持不变。

人生就如一场修炼

我一直想拍武侠片,除了一偿儿时的梦想外,其实是对“古典中国”的一种向往。武侠世界对我最大的吸引力,在于它是个抽象世界,不存在于现实当中,我可以将内心的许多感情戏加以表象化、具体化,除了武打还有意境,最重要的就是讲“情”与“义”。情感来时,要如何处理爱恨,才够义气,这些对“侠”是很重要的。

《卧虎藏龙》玉娇龙的外在很女性化,十分仰慕俞秀莲跑马江湖所享有的自由豪气,但她的内在很阳刚、追求纯粹的技艺,在感情上主控性强。俞秀莲,一位行走江湖的女侠,外在做的是拳头上站人、胳膊上跑马的男人事业,然而内在却十分女性化,她想成家,稳定性强。李慕白只要肯丢下宝剑(欲望、争雄),与她双宿双飞,她会立刻抛弃一切。我觉得俞秀莲的个性很服从,社会上这种人很多,包括我自己也是。

拍完《卧虎藏龙》后,我第一次有人到中年的感觉。以前是抬头往前去,现在才发现好像累积了一些东西。有如爬山,以前我是往山顶爬,走上坡路,尽量要东西,埋头往前,累积经验,做完这一部,接着又去弄下一部。每次拍片,身体出了状况、有了毛病,就休息一下,或恢复,或衍化成其他的毛病。但不论如何,都还撑得住,没多大影响,也不见尽头。

但拍完《卧虎藏龙》后,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已翻过山头,能从峰顶看往山下。我第一次感到体力上好像碰到了底,开始得保养、要控制,再也不能任意而为。人生就这么多,要懂得取舍。当然还是可以透支,可以力拼,人还是有无限的可能性,但我知道这样做是在透支,这是以前走上坡路时看不到的。

人生就如一场修炼。做事一如练功,是“一分功、一分松”。松了一环后,再往紧处练;练松一层后,再进一层,如此层层而上。功力愈深,实力愈强,愈不易被击败。实力很奇妙,当人能掌握一种情况后,就松一分紧张,增一分实力。当人能放松之后,才能深入了解、看到或使用实力。不过一旦动及实力,就触动内里;一旦受伤,则伤得更重。因为此时是伤及心底的内伤隐痛。

在现实的世界里,我一辈子都是外人。何处是家我也难以归属,在台湾我是外省人,到美国是外国人,回祖国大陆做台胞,其中有身不由己、也有自我的选择,命中注定,我这辈子就是做外人。这里面有中国结、有美国梦,但都没有落实。久而久之,竟然心生“天涯住稳归心懒”之感。反而在电影的想像世界里面,觅得暂时的安身之地。

(程红摘自《十年一觉电影梦》,台湾时报文化)

(作者:(台湾)张靓蓓 字数:4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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