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先生的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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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在全世界,人们都叫我GDP,我的英文全名是Gross Domestic Product,中文叫国内生产总值。在全世界,人们都很关注我。因为我代表一国(或一个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包括产品和劳

我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在全世界,人们都叫我GDP,我的英文全名是Gross Domestic Product,中文叫国内生产总值。

在全世界,人们都很关注我。因为我代表一国(或一个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包括产品和劳务)的最终成果。我是国民经济各行业在核算期内增加值的总和(各行业新创造价值与固定资产转移价值之和)。

我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我是万万不能的。

没有我,你们无法谈论一国经济及其景气周期,无法提供经济健康与否的最重要依据。所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把我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在他们看来,与太空中的卫星能够描述整个大陆的天气情况非常相似,我能够提供经济状况的完整图像,帮助政策制定者判断经济是在萎缩还是在膨胀,是需要刺激还是需要控制,是处于严重衰退还是处于通胀威胁之中。

作为总量指标,我和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这三个主要的宏观经济运行指标都有密切关系。例如,在美国,以经济学家奥肯的名字命名的“奥肯定律”估算,当经济增长率高于2.25%时,失业率将下降,在此基础上,经济增长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失业率就会下降半个百分点。

没有我,你们也无法反映一国的贫富状况和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无法确定一国承担怎样的国际义务,享受哪些优惠待遇。比如,联合国决定一国的会费时,要根据其“连续6年的GDP和人均GDP”;世界银行决定一国所能享受的硬贷款、软贷款等优惠待遇时,也是根据“人均GDP”。

我更是一把尺子,一面镜子,衡量着所有国家与地区的经济表现。

最近20多年,中国比世界任何其它地方都更关注我,追逐我。我和中国人的“球籍”挂上了钩,和中国上个世纪“翻两番”、到2020年再“翻两番”的目标挂上了钩。中国国家战略目标的确定,以及相应采取怎样的财政政策、金融政策,都和对我的判断有关。作为中国经济的第一指标,我大名鼎鼎,家喻户晓。

中国爱我,我也爱中国。我从1978年的3624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10239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9.4%。按2000年价格计算,预计到2020年,我将超过35万亿元,年均增长7.2%。我在见证一种神奇速度的同时,也见证着一个古老民族的复兴。

我离人们的生活很近

数字也许是枯燥的。那么现在请你来看一个直观的例子。几个月前,中国的一位企业家,华润集团的总经理宁高宁到泰国去,他通过自己的观察,实地体验了“GDP不这么快增长,我们将会怎样”——

“我第一次去泰国是15年前,那时泰国和中国比起来明显要繁荣得多,在曼谷大街上买的廉价冒牌货带回到中国是很时尚的礼品。可这几年泰国GDP增长慢了,货币贬值了,再去泰国,与中国比起来,感觉大不一样。坐的飞机是泰国皇家航空公司的,椅子很破旧,扶手都掉漆了,机舱里人明显地少,多是些旅客,但生意人明显地没有去上海或北京的那么多。曼谷的老机场也让人觉得破旧、拥挤了。过去常抱怨中国的航空公司服务差,因为与外国航空公司比起来反差大,现在这种距离越来越小了。GDP增长不增长,航空公司给人的感觉都不一样了。

GDP增长的放缓对泰国人的生活影响可能更直接。不说金融危机让多少泰国的银行和企业发生支付困难,泰国的大街上,与15年前比起来,进步不大,用摩托车偷偷载人的比比皆是,很破旧的小三轮出租车继续在运营。十几年前华润在泰国建的公寓楼当时是最好的,今天还是最好的,这在中国的任何城市都不可能。

看来GDP增长慢是社会整体进步慢的数字表现。”

不是每个中国人都有宁高宁的经历,但大部分人还是可以通过自己生活的变化、出行尤其是出国的比较,得到类似的结论。

我不能衡量什么

我是你身边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我不是上帝,不是万能。1968年,美国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竞选总统时说,“GDP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这种东西”。其实,我也不能衡量一切。

1.我不衡量社会成本,也就是本来应该由企业承担却让外部承担的成本

古印度有一句格言:“空气、水和土地不是父辈给我们的礼物,而是我们向子孙的借款。”但是,为了我的增加,很多人忘记了这笔借款。你采伐树木时,我在增加;你把污染物排放到空气和水中,我在增加;我反映增长,却不反映资源耗减和环境损失。于是,全球10大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8个;中国城市河段70%受到污染;2/3城市居民生活在噪音超标的环境中;很多过去从不缺水的中国城市普遍缺水,不得不开始使用无法恢复的、且只能供8—10年使用的深层岩水,众多农村人群不得不饮用已被污染的地表和浅层水源;中国的国土荒漠化以每年2600多平方公里的速度自西向东推进……我在增加,但社会财富和福利水平反而可能下降。

根据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课题组牛文元教授的计算,我在中国的高速增长是用生态赤字换取的,“扣除这部分损失,纯GDP只剩下78%,而日本在人均GDPl000多美元时,扣除生态损失后的纯GDP为86%”。

2.我不衡量增长的代价和方式

中国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很低,人均水资源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石油探明储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2%,天然气人均水平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但为了我的增长,中国成为世界上单位GDP创造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在中国,重点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比国际水平高40%,电力行业火电煤耗比国际水平高30%,万元GDP耗水量比国际水平高5倍,万元GDP总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当然,中国的能耗水平也在下降中,但是和国际水准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3.我不衡量效益、效率、质量和实际国民财富

我是一个重要的数字,但任何数字都有它的“陷阱”。

天灾人祸和灾后重建让我增长,“拉链工程”让我增长。城市不断建路修桥盖大厦,由于质量原因,没多久就要拆除翻修,马路拉链每次豁开,挖坑填坑,我都增加了一次。

一位德国学者和两位美国学者在合著的《四倍跃进》一书中,对我这样描写:“乡间小路上,两辆汽车静静驶过,一切平安无事,它们对GDP的贡献几乎为零。但是,其中一个司机由于疏忽,突然将车开向路的另一侧,连同到达的第三辆汽车,造成了一起恶性交通事故。‘好极了’,GDP说。因为,随之而来的是:救护车、医生、护士,意外事故服务中心、汽车修理或买新车、法律诉讼、亲属探视伤者、损失赔偿、保险代理、新闻报道、整理行道树等等,所有这些都被看做是正式的职业行为,都是有偿服务。即使任何参与方都没有因此而提高生活水平,甚至有些还蒙受了巨大损失,但我们的‘财富’——所谓的GDP依然在增加。”他们最后指出:“平心而论,GDP并没有定义成度量财富或福利的指标,而只是用来衡量那些易于度量的经济活动的营业额。”

再听听中国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许宪春的感慨吧——

“在注重财富的积累方面,西方国家很值得我们借鉴。它们的GDP增长率不高,但是财富积累很快。我到欧洲去,看到那里的百年老屋保存完好,使用自如,并且越老越值钱。反观我们,历史文化遗产很多都得不到好的保护。新盖的楼也是,盖之前缺少科学的规划设计,不注重质量,过上10年20年看着不顺眼了、过时了,推掉了事。我们的情况与西方国家正相反,GDP增长率很高,但是财富损失得也快,缺乏积累财富的观念。”

4.我不衡量资源配置的效率

即使是为了促进我的增长,也有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但不少资源的配置,效率很低,其实是在浪费有限的资源。

5.我不衡量价值的判断,例如社会公正,例如幸福

我在统计时是根据生产出来的最终产品,但这往往与幸福无关。军火生产在统计中是很重要的部分,但假如一个国家更多地生产大炮,更少地生产黄油,人民幸福吗?

我按市场价格计算,但价格与幸福也关系不大。电脑质量在提高,数量在增加,但价格在不断降低。按价格计算,电脑的产值没有增加多少,但质量与数量的提高却带给人们很大的利益。

我也不衡量闲暇。只要人们天天加班,就能生产更多的物品和劳务,我就在增长。但是,没有闲暇的生活快乐吗?当你要享受闲暇时,我反而在减少。

汽车能创造庞大的价值,但我从来不计算天天堵车占用了你多少生命。

所以,我在前面提到的宁高宁先生,还有另一面的论述:

“追求GDP的最终目的,应是全民的不断进步的幸福生活。可是牺牲了环境,滥用了资源,在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民众的健康、教育、艺术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这就使GDP的增长变得不那么吸引了,怪不得有人想推出全面幸福指数来代替GDP指数,也是为什么我们到一些GDP增长并不快的欧洲小国会感到很祥和舒适的原因。”

怎样超越对我的崇拜

我能衡量很多东西,同时,我也衡量不了很多东西。

我希望,你不要只看到“这一些”,而忘了“另一些”。

我是一个数字,一种统计方法,我本身并没有错。

错的是,你把我当成惟一的东西、至上的东西,把我当成一切。你以为我可以解决一切,以为我存在所谓“涓滴效应”,增长效益可以自发解决一切社会问题。

那么,怎样超越对我的崇拜呢?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提出过纯经济福利(净经济福利)的概念,他认为福利更多地取决于消费而不是生产,纯经济福利是在我的基础上,减去那些不能对福利做出贡献的项目(如超过国防需要的军备生产),减去对福利有副作用的项目(如污染、环境破坏和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都市化影响),同时加上那些对福利做出了贡献而没有计入的项目(如不通过市场的经济活动像家务劳动和自给性产品),加上闲暇的价值(用所放弃的生产活动的价值作为机会成本来计算)。根据纯经济福利指标,印度尼西亚从1971年到1984年GDP年均增长7.1%,但如果将石油、木材大量开采出口以及伐木引起的土壤流失作为成本加以扣除,年均增长率只有4%。

1995年,联合国环境署提出可持续发展指标,包括社会(目标是消除贫穷)、经济、环境、政府组织及民间组织等方面的指标。

在中国,从第六个“五年计划”开始,原来的“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已经加上了几个字,改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

我欣慰地看到,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根据国情实际,已经合乎发展逻辑地提出了“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并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由新的发展观开始,可以预言,即使是在衡量经济成就方面,我的至上地位也会降低,而其它一些指标如就业、负债、效益会与我同行。我从“总分成绩”变成了“单科成绩”,当然,我还是最重要的单科。

由新的发展观开始,生产建设型的政府必须转变为公共服务型的政府,转变为切实提高服务效率和能力、保护公民权利和自由、为人民办实事的政府。从物质为本走向以人为本,物化的中国终将进化为人化的中国,文化的中国,自然的中国,文明的中国。

(作者:秦 朔 字数:4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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