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慕尼黑的流水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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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92.3.1收入:1200德国马克到德国的第一天,我拿到了我的第一笔资助,一下子以为自己是个大富婆,非常开心。我在我的顶楼房间里睡了很长的大觉,把8个小时的时差睡过来。第二天是礼拜天,在似梦似醒之间,我再三听到天主教堂

1992.3.1收入:1200德国马克

到德国的第一天,我拿到了我的第一笔资助,一下子以为自己是个大富婆,非常开心。我在我的顶楼房间里睡了很长的大觉,把8个小时的时差睡过来。第二天是礼拜天,在似梦似醒之间,我再三听到天主教堂的礼拜钟声,每一次,我都在心里说,听啊,这是外国。最后一次我睁开眼睛,我看到了著名的慕尼黑的蓝天,那么蓝,那么深,金灿灿的阳光在蓝天上是看不到的,但我看到了许多细小的金色的东西在蓝色的天上飞舞。我想到了天使的翅膀和箭,吓了一大跳,连忙瞪大眼睛,果然有金色的东西在蓝得令我不能置信的天上飞,我的天,我听到的是教堂响亮的礼拜钟声,这是我第一次真的听到了欧洲小说里看得熟透的钟声。一时间,那些欧洲小说中译本,从我10岁到30岁的,像鸟一样成群地掠过。

那时我对自己说,真好。

3月2日到3月7日支出:车票:60马克;食物:8+12+5.9+2+15+5≈48马克;电话:3+5=8马克;邮票:10马克;门票、音乐会票:54马克;一共:180马克

吃了几天的面包,我开始想念米了。早上到艾尔家附近的超级市场去,在货架上我看到了东方的米,我扑过去,然后我看到了半斤米的价钱:2.99德国马克。像所有的中国人一样,我站在花花绿绿的货架旁换算,一马克是5块人民币,这250克米,是15块人民币。我站在那里想了半天,轻轻地把米放了回去。在中国的时候,我不吃黄油,不大喝咖啡,不大喝茶,我才动了腹部的手术,常常恶心,在雪堡的厨房里和大家一起吃午饭,闻着他们的洋葱、咖啡和奶油,我会到洗手间去吐。到了晚上,我可以有一个厨房用了,我想吃饭。热腾腾的大米饭,绿油油的炒蔬菜。我将空空的推车推到卖蔬菜和水果的地方,找到了卷心菜,它用保鲜纸包着,1.99德国马克。我想着,10块人民币,我把它放了回去。

那天我推着车,在市场里走来走去,就是买不下手,那么多好看的好吃的,还有一些我不知道干什么用,但看上去那么享受的东西。我在那里穿过,就像是走在用玻璃隔开的橱窗外面。我看到德国女人把小孩放在车子里,一路推着,一路往车里放东西,就像是在看电影里的事。

最后,我买了米、卷心菜和整个市场里最便宜的猪爪。我不喜欢买便宜的东西,从来都不喜欢。不喜欢从大箩筐里买东西,不喜欢在大减价时和人挤。我想起我在中国的时候,会在买东西的时候大叫贵啊贵啊,可心里不伤。当我提着东西从市场里出来的时候,阳光激出了我的眼泪。我仰起我的头,这慕尼黑的天,真的是蓝色的啊。

第二天我再进那个超级市场时,打开门的一刹那,我想我用不到推车了,我总是买最少、最便宜的东西的,然后,我觉得那个静静的满满的市场像冰山一样,向我压过来了。

那一个周末,我在玛利亚广场附近的商店里打转。我不能买什么,却禁不住要推开那些商店的门进去看。

99马克一个钟,大概是人民币 400元。银戒指300马克,大概是人民币1200元。那个银烛台1000马克,人民币 4000元,是我从香港到德国的机票钱。所有的东西都是美的,富有情调的,忍不住让人想买的。有人来招呼我,我说:“我只是看一下。”我在混混沌沌的脑海里摸到这句话,从此成为我在店里用得最多的一句。

我在就要打烊的最后几分钟,走进了靠近卡尔斯广场的一家大百货店,那里面富有而享乐地充满了无尽的美丽东西,镀银的茶托,描金的咖啡具,在一个大大的车料玻璃的花篮里,干燥花的香料在被一束灯光覆盖的角落里,散发暖而干的熏香。干了的玫瑰是深红色的,干了的弗丽达是微黄色的,大玻璃墙后面,是阳光下的咖啡座,大花的桌布有一种享受感官和心灵的沉迷。这时我看到大玻璃里倒映出一张脸,一脸的惊愕、受挫、恼怒和茫然,它被层层叠叠的比我梦想的更加美丽的商品环绕着,一张东方人的脸,我的,可我从未看到过它。

周日的晚上,我买了雪堡的音乐会票,扬卡太太说:“在德国的古老城堡里,听德国人的巴哈,是所有来雪堡的外国学者都向往的事,你一定会喜欢的。”

晚上我换了衣服去雪堡。

太阳落山了,但欧洲的天空仍是明亮的,微橙,微灰,仿佛空气里都充满了点点饱和的颜色,它使我想起了莫奈。雪堡外面的树林、小河和草坡,静静地一派金红,我想起了19世纪法国的古典油画。在上海的图书馆里,那些印刷品里,看到它们,总是想,他们真是伟大的天才,怎么可以画得出这样优美的风景。这时我在心里点着头,原来,他们是真实地表现了欧洲的现实。

我看见了雪堡的院子里,走着盛装的人,黑色的晚礼服,白色的衬衣,香水的气息,袒肩的长裙沙沙作响,在暮色里闪闪发光的钻石,听说它是天神的眼泪。他们在院子里散步。

古堡的大厅里点着长长的白蜡,照亮了墙上大块大块古老的石砖和高高的拱顶。台上供着大罐的茁壮的鲜花。巴哈来了,德国人乡土的巴哈来了,掠过鲜花、钻石和梳得一丝不苟的金发。我想起的是,在上海家里旧录音机和放在纸箱里的大盘带,那里的巴哈,浮在老式录音的沙沙的杂音里。那个巴哈是我熟悉的,而不是这个。这是个营养良好自得的巴哈,在古堡的乡亲们中间昂昂然踱步。

我说:集中思想,这是巴哈,在德国的城堡里听,是你向往的原汁原味。

可是我和这情景,像沙粒对于粮食,或者中国花生油对于德国牛奶,或者风对于关着的门。

等到了休息的时候,我忍不住走出去。走到了无人的塔楼里,我坐下,这时我才觉得,我就快要被憋死了。在塔楼的窗上,我看到了一颗明亮的星星。

楼下静下来了,巴哈又开始了,音乐在塔楼里轰鸣,有人在间隙里说了响亮的德文,大家轰地笑起来,我听不懂他们说了什么又在笑什么。音乐又来了,退到了黑暗里听,我感觉好多了,我抱着我的腿,听完了我在德国听的第一场音乐会。

回家以后,我对艾尔太太说我得打电话回家,我要找一个电话亭。她说:“难道不可以等到明天吗?到邮局去打要便宜些。”我说不能。

她说可以在她的电话上打。我说谢谢,可是不。

我找到了一个教堂边的黄色电话亭,SOS,International,打通了我家的电话。我说:“我想家。”我真的想,我说不出话来,一个个往电话里喂硬币。我听到我的陈保平在那一端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你要想这是你梦想成真的时候,多少人想像你这样,还做不到。”

3月15日到3月21日支出:食物:5+11.06+3.7+5+4.6+8.9≈38马克

我仍然是上班,去市场,将一张中国人的笑脸挡在前头。以至于扬卡太太有一天问:“陈,你在中国一定是过着十全十美的生活,你看上去总是安静的,可爱的。”

我说:“是。我在中国有常年的写作假,是一种国家的资助。所以在中国我不用上班,反而到德国来朝九晚五。”

“那么你的稿费来了,要还给国家吗?”

我说:“不用还。”

扬卡太太用她的灰眼睛盯住我说:“真的?真的?听上去像天堂。”

我笑笑说:“是啊。”

午休时,我在吊桥边上的电话亭打电话给一个朋友,中午的阳光里,我满眼都是雪堡,绿色的大地和小河,那对天鹅在缠绵。她在南部的一个小城市里,我听到了中国话,她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的眼泪突然大滴大滴地打下来,像夏天的大雨一样,让我惊奇。她在那一端平静地说:“刚来的时候是这样的,以后就会好的。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

我说:“我只是想和一个中国人谈谈。”

她说:“急吗?”

我说:“急。”

她介绍了一个人给我,说:“他可以帮助你进去的,他在慕尼黑。我们都叫他大哥。”

他几年前从南京来,是拿的3个月的访问签证,后来在他做交流的大学注册读语言,留了下来。他45岁了,这时正好在慕尼黑打工。我这才知道,现在是欧洲学生放春假的时候,中国学生大打其工。

我约他,他也问:“急吗?是缺钱?”我说不。

他说:“你在国内是学文的吧。”说着他笑了一下,“不要想那么多。”

他说:“你那里怎么走?”

我说了雪堡、小河和天鹅,他说:“听上去很浪漫。”

晚上,他来了。白白的脸上挂着笑。他坐下来,嘘了口气:“我累了。”

我问他想喝点什么,他说不了,他打量了一下我们落座的起居室,问:“可以坐在这里吗?”我说是的,我问过了房东。

他点点头:“你的房东还不错,有的德国人对中国人是很排斥的。”

他是大学里的教师,想在这里留下来,先设法找到一个工作,德文不好的,好的工作就很难找。在大学里教书,想都不要想,也不想。我为他遗憾不能在大学里工作时,他惊奇地看了我一眼说,他只想留下来,找了工作以后,存上一笔钱,把家小接出来,再打工,一家人可以租到一套房子,买一辆二手车。千难万难,是个盼头。

可是他的太太被拒签了,他的德文一直不好,无法进大学继续学习他的人文地理专业,现在想挣一笔钱,签证到期以后,就打算回国了。

他长长地嘘了口气说:“回去啦。”他看看我,说:“不说这些了,说说你吧。你想留下来?”

我迟疑了一会儿,说:“在考虑。我不知道怎么留下来,难不难,留下来又能干什么。可看到这么漂亮的地方,又忍不住想住得长一点。”

他点点头:“一到周末,高速公路上小汽车排着队,车顶上架着自行车,有的是帆船,人家一家人出去度假了,我们这时候是最忙的,要打工。身体好的,都是打通宵工的。所以,这里好是好,可不是我们的。我们就是到了这地方,也享受不到。人的位置不一样。你要想清楚这一点。”

我说我已经感觉到这一点了,难受极了。

他说:“以后每一天你都会被提醒的。在任何地方,哪怕是超级市场。”

我说到了米。开始是笑着说的,可后来就说不下去了。我在心里惊奇于自己的伤心,不过是一包买来了不舍得吃的米而已,用得着这样伤心吗?我把那盒米放在厨房里供着。

他垂着头等我安静下来,然后说:“你该先和中国人一起熟悉一下城市。到市中心的地方买米,那种地方一般都有亚洲店,那里的东西最便宜。你现在住的地方是德国比较有钱的人住的郊区,这里超级市场的东西贵,留学生不会住这里的。一般的中国人,省一点,吃吃用用,40马克一周就可以了,有太太一起来的,更省,60马克就够了,很多东西可以一起用。中国人节约,外国人一个人一周要用到100马克到200马克这样,他们要玩,坐咖啡馆,看电影,跳舞,这些我们都省了。”

他安静地、心平气和地说着:“然后你得找一个工打,晚上的、星期天的小时工都可以,不过欧洲的生活质量太高了,存钱很难。你不懂德文,这样找工就难了,你得大早就到劳动局去等着。有时候会等上一天。”他看看我,非常温和地笑了一下,“留学生的日子就是这样的。”

我说:“你找到工了?”

他说:“找了好几天都没找到。今天上午总算找到了一个半天的零工。春天到了,他们德国人有院子的,都要种花,植新草皮,我去把超级市场里买的营养土搬到院子里,铺好。那是真正的体力活啊,真累。在中国,从小学到大学到工作,连同‘文化大革命’时候下放,我都没有做过这么重的活,现在补‘文化大革命’这一课。今天下午真累得受不了。”他打量我,“你这样子,给人家的办公室做清洁大概是可以的。”

在中国,我的办公室里,傍晚来做清洁的女工,对迟回家的我总是以一张殷勤惶恐的笑脸相迎。我总把她当成不幸生活的具体象征。我想像我的脸,如果这样笑着,会有怎样的形状。我勉强对他点头。

他说:“你尽量不要用你房东的厨房。他们不喜欢中国房客用他们厨房,中国的炒菜会把厨房弄油。你尽量和他们弄好关系,找一间屋不容易,有时候他们很傲慢,你忍着点。”

我说:“这我可做不来。”他说:“没有人是天生就会的。”我说那你这么忍辱负重干什么,又留不下来。

他说:“存一些钱拿回家去。好不容易出来一次,学位没读到,回去以后前途茫茫,拿些钱回去,也不枉出国一次,干出了一件说得响的事情来,听回过国的人说,国内的人总以为我们在国外发了多大的财,回去人人得送,送得少了比不送还糟。”

“你一定有了不少钱吧?”我说。他说,不多不多。

我说,有一万吧。

他说,一个留学生,在国外几年,拿外国人的钱过中国人的日子,一有空了就去打工,有三五万马克,是应该的事。

我认识的芭芭拉,有5000马克存在银行里,就一直说“我感到很安全”,她住大房子,到世界各地去旅行,坐咖啡馆,享受她的生活。他说:“我们和他们不一样,他们是安全,因为他们有保障,而我们没有,只有钱能保障我们,5000能干什么。”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好像在想什么。接着,他说起了他刚来时的事。

那时,他一个单词都听不懂,只能在台湾人开的餐馆里打工,因为那里没有语言上的问题,而且,无亲无靠的地方,总觉得是个乡亲也好。“你千万不要到台湾人的地方去,他们比欧洲人坏多了,欧洲人看不起你亚洲人,可他们有基本的礼貌,台湾人连这个都没有的。”他说。他为了省钱,就住在店里。每天早上10点起床,开始准备菜,这时候老板一家还在睡。他自己吃早餐,总是偷偷为自己炒一个热的菜。因为等老板一家起来了,大家吃的都是客人吃剩下来的东西了。12点,中国餐馆开门了,老板娘和小儿子跑堂儿,老板和大儿子烧,他做二厨,一直到下午空下来,他们吃午饭。负责跑堂儿的,会把客人剩得比较干净的菜挑出来,烧一个大杂烩,给大家吃。然后开始准备晚上的东西,接着开晚餐。这样一直要忙到凌晨一点,关门了,他要负责清洁、倒垃圾。这时候,他可以在德国的街道上慢慢地走一走,那是个在莱茵河中部的小城,城里有一个中世纪的城堡,是德国历史上诸侯割据的时候留下来的,在星空下看上去很美。那时候他才感觉到这是德国。所以他倒垃圾一直很踊跃。到凌晨两点,又回到店里去睡。生活就这样过,工作和钱,什么都没有。他奇怪老板一家,在德国有三家这样的餐馆,银行里有他们一家一辈子都用不完的钱,可每天还是一家人这样做啊做啊,偷偷吃客人剩下来的东西。

他说:“那时我想,他们这样,一定是疯了。但你也可能会这样想我,我有了几万马克,要回国了,还要这样打工,这里这么多好吃的好玩的,看都不看,我也一定是疯了,现在我想起来,非常理解他们。”

我想起一个在啤酒花园里碰到的德国人,他坐在我的对面,后来我们聊起天来,他说这是他第一次看到中国人在啤酒花园里和德国人一起喝酒晒太阳。我问他,在德国的中国人都到哪里去了呢?他说:“他们在中国餐馆里挣钱,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钱?”

我说,不知道。

大哥说,他在中国的时候从来没做过的事,在德国都学会了。

我说:“这太可怕了。”

他说:“你以为出了国就是进了天堂吗?中国人就没有过天堂。”

我说,这么苦的日子,当初多少人却吵死要出国去。

他抬起眼睛来,温和地反驳我:“一个人怎么能一生都不去看一看世界之大呢?我无论如何是看到了世界,我决定了要回国后,去了次意大利,在国内,我研究世界人文地理,专业就是南欧。我把台湾餐馆的工辞了,感觉还有点悲壮似的。那时我知道,回来时候是学生放春假,我这样是要找不到工的,可是我看到了世界。”

这时候门厅里有了响动,是艾尔先生和太太接上宗教课的女儿回家来了。那是个星期四,天主教堂为16岁准备入教的孩子上宗教课的时间。

他站起来,用结结巴巴的德文向他们说着什么,笑容像落尘一样一点一点堆满了他的脸,他又变成了一个眼睛温顺、目光闪烁,带着微笑盔甲的人。

艾尔太太为我们倒了茶,他喝得很快,我说:“你一定是渴了,怎么不说。”

他说:“我不想为难你,你房东不在的时候,你尽量不要动他们的东西。他们也许会客气不说,但心里会不高兴的。在这里的华人其实地位很低,甚至比不过黑人。有的欧洲女人喜欢找黑男人,因为他们的性能力很强,又有异国情调,而中国人连这点都没有,就是这样。”

他向我告辞,站在餐室的中央,他说:“在德国,最便宜的是鸡蛋、猪脚和肉骨头,还有土豆,这都是留学生菜谱,想吃米了,到亚洲店去买散装的,还有就是,不要想太多,‘想’这个字,就是失败的开始。”

(刘晨摘自《体验欧洲》,上海教育出版社,王书朋图)

(作者:陈丹燕 字数:7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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