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自己走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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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刘墉,1949年出生于台北,著名作家、画家、教育家,全球最受欢迎的华语畅销书作家之一,现居美国纽约,其人生哲理散文系列深受青年喜爱画家刘墉和作家刘墉,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我记者:我注意到几乎在您每一个作品的扉页上,都写

刘墉,1949年出生于台北,著名作家、画家、教育家,全球最受欢迎的华语畅销书作家之一,现居美国纽约,其人生哲理散文系列深受青年喜爱

画家刘墉和作家刘墉,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我

记者:我注意到几乎在您每一个作品的扉页上,都写着“刘墉,作家,画家”。画家刘墉和作家刘墉有什么不同?

刘墉:作为一个完整的我,作家与画家的双重身份不可分割。我毕业于台湾师大美术系,之后去电视公司工作,在当选“最受欢迎电视记者”的第二天,我辞职去了美国,在美国大学念书、教书,曾经是美国丹维尔美术馆的驻馆艺术家,纽约圣若望大学的驻校艺术家。我曾经试着把写作或者把绘画放弃,专攻一样,但发现放弃任何一方面,我就不是原来的我了,我有很多东西,需要用绘画来表达,也有很多东西需要用文学来表达。“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是个当然的道理。

绘画与文学,这两者我没有对谁偏爱多一些。很多读者以为我写的都是畅销书,谁知道我也写了很多理论书、工具书、有声卡、画卡和画谱,其中有声卡只是用来义赠或义卖,绘画理论和画谱,则能滞销到一压就是十几年。理想的达成有时候需要一些迂回的手段,正因为我在文坛上过得不坏,所以我在绘画上面可以少一些人世的“考量”,也就是说我不必为“收藏家的嗜好”而作画。实际上,我的几栋房子都是靠画画挣来的,所以,在文学上我也没有太多的压力。我常常在这两者之间穿梭,获得了安全感。

我的星星在自己手里,可以自己走自己的路

记者:新近推出的《靠自己去成功》,字里行间渗透着一个父亲的关爱与一路扶持。但我们知道,您面临的人生境况跟您的子女截然不同,您从9岁起就失去了父亲的引导,您是怎样发现生命中的第一颗小星星的?

刘墉:我在文章里,常常提到我饱经磨难的童年。9岁那一年,有一天下午,我坐在门口玩沙,母亲苍白着脸回来,从那天起,父亲永远离开了我。13岁那年,大年初二,突然一声巨响,客厅里的暖炉爆炸,我逃到院子,回头看见一团火冲出屋顶,从那天晚上起,我没了“童年的房子”。16岁那年,我常常胸痛,有一天晚上回家,又胸痛,半夜不停咳嗽,要吐,母亲拿盆来接,接了半盆鲜血……

是一个大学同学告诉我每个人都有一颗自己的小星星。她给我看手相,说,我有一颗星星纹!就是三条一样长的短线,交叉在一点,成放射状的掌纹!星星纹有什么好?她告诉我,那表示有颗星星抓在我手里。世上大部分人,星星在天上,他只能跟着天上的星星走,而我的星星在自己手里,可以自己走自己的路。

20多岁,我写出了自己的第一本书——《萤窗小语》,我拿去给出版商,他笑笑:“这么小小的一本书,你自己出吧!”我又拿去给电视公司的出版部,对方的答复也差不多。我真的拿去自己出,自己做版,把书印出来之后就把原来的版给拆掉。谁知道书卖得非常好,以至于要把拆掉的版再拼起来。所以,我说,要感谢他们的拒绝,如果不是由我自己编、自己写、自己设计、自己校对,书的反响可能不会那么好,可能就没有那么多“后来”。

“雌伏”是为了“雄飞”,目前的“困顿”是为了未来的“飞扬”,我曾经有过那么艰苦的几年,家里一无所有,住在一间小草棚,搭在别人的围墙旁边,一直到我进了电视公司,当了记者,我也仍然是住在违章建筑区,住在铁道的旁边,一个小小的黑白电视放在电冰箱上面,艰苦的岁月蛮长的。但有的时候,我宁愿再走一些艰苦的岁月。在台湾,我本来做电视节目主持人做得十分成功,可我后来转向做了电视记者,拿原来十分之一的薪水,当时很多朋友都在笑我,可是如果没有这段做记者的经验,我可能不会有今天这么多写作的素材。

住在铁道旁边的艰苦岁月勾起了我的气喘,也影响了我的一生,但我还是一步步走出自己的成功。有时候我把成功归功于“一意孤行”,23岁结婚,当选“最受欢迎电视记者”的第二天辞职去美国,刚升上副教授又辞职回台湾。

少年的时候人会比较浪漫,人到中年,应该开始爱这个社会

记者:1973年,您推出了《萤窗小语》,写诗歌,望星空,那份情怀是出世的;后来,是什么样的原因,使您转变了,选择人生哲理系列散文作为创作的主要方向,成为一个入世的大众化的作家?您在书中即使写卑劣的人性文字也很干净,有没有美化过自己的人生?

刘墉:一个人进入中年的时候,比如说杜甫,他渐渐地会发展成社会诗人。少年的时候人会比较浪漫,人到中年,会萌发“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想法,当儿女也长大了,应该开始爱这个社会,如果这个时候,还是只爱自己的这个家,那么这个爱就显得狭隘,对于生命、死亡的那种豁达感就会比较差。当你能够越活越宽,觉得别人的孩子也可以当做自己的孩子来爱的时候,你的视野就会渐渐地拓展。

《人生的真相》、《我不是教你诈》、《冷眼看人生》、《你不可不知的人性》都属于我作品中的辛辣派,大家非常疑惑的一点可能是,我身在象牙塔中,为什么对人性中的贪婪狡诈有如此清晰的认识?那是因为我曾经做过记者,我也在各地旅行,跟艺术家之间作一些交流,这些都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比如说我在某地买了一个照相机,可能上了当,我不是特别聪明或者特别狡诈,搞不好就是特别不够狡诈,一个人久病成良医,痛定思痛之后,就会把这些故事写下来。因此,尽管我四处演讲,飞来飞去,但依然能做到几个月出一本书。

我当然也有很多不可回避的痛苦的遭遇,比如旅行,每次到大陆来,我一定会生病,前几天我在旅馆里,半夜扒着马桶在冰凉的地面上上吐下泻,在这种状况下,我能打电话给我太太,告诉她我在生病吗?她能帮得了什么忙?所以我只能自己一个人来“享受”,“享受”这份痛苦,以及这痛苦带来的“壮阔”。人要自己来单独面对这许许多多的问题,它使你得到更多的历练,使你更“渗入”生命。

面对那些不可原谅的,如果是自己做的,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前半生犯的错;如果是别人加诸的,成事不说,既往不咎,在这个年龄,我会把它看得渐渐淡去;如果是年轻的时候,别人欺负我的,在当时我会很痛恨,但后来转念一想,为什么不把这种压力转化为一种助力,因为每个“敌人”都可能是你的“贵人”,使你重新思考,使你更健全。

我看问题,首先以一个“人”的身份,而不是局限于“中国人”或“美国人”

记者:有人说,刘墉是中国人里的美国人,美国人里的中国人。初去美国的时候,您已经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浸泡了27年,到今天回头去看,美国文化影响您最深的是什么?今天,当这两者发生冲突时,您是按照一个中国人的眼光还是站在美国人的立场来判断?

刘墉:我非常痛恨种族的偏见,所以当印尼欺负华人的时候,我们全家出动到印尼领事馆前面去示威。我绝对不容许那种不公平的待遇,在旅馆里如果我发现,一个中国人要求一个无烟尘的房间就没有,而外国人就有,我一定会发作。我这方面的坚持,对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的坚持,是无可妥协的。

有的人会说,刘墉的脾气蛮怪的,但我的确有我的道理。以前我在美国南边坐车的时候,他们把我的座位划到最后面,中间是空的,因为你是有色人种,我马上就去吵架,绝不妥协,这是我很硬的一面,有可为有不可为,有可忍有不可忍。

美国文化给我的影响,是人与人之间的彼此关怀尊重,人家咳嗽你要过去关怀,尊重别人的时间也就是尊重自己的时间。比如我演讲的时候,迟到的人可能就会对早到的人造成不公平,我甚至会在演讲时委婉地劝诫那些迟到的同学。前几天在北京一所大学演讲的时候有些同学是后来才到的,他们站在走道里挡住了一些同学的视线。我立刻会说,不公平,请站在走道里的同学坐下来,因为后面的同学,明明知道他自己站起来可以看得更清楚,但其结果是挡住了更后面的人的视线,所以他们依然坐在这里,这表明他们是多么的守法。

今天,在西方的社会,你尽可以宠你的孩子宠得一塌糊涂,但半夜如果孩子还在噼噼啦啦玩球,你一定要严格地制止他,因为那不是你家庭里一个孩子的事情,那是关系到别人的事情,自由是不可妨碍到别人自由的。

人生是一篇节奏优美的文章

记者:现在,在一些青年追求“短暂的现世的快乐”,主张“有了快感你就喊”,“说好天亮就分手”,您担心过,纯美的人生理念,会被打败吗?

刘墉:经济在快速增长,越来越商业化的社会,我们很难不让年轻人“寻找短暂的现世的快乐”,我觉得做老师的、做艺术家的、当作家的,都有责任,要用潜移默化的、温柔的方式,把这个时代认为好的观念教给他们。不同的时代,“好”的观念可能改变。美国的年轻人,也经历过“嬉皮士”时期,“AIDS”泛滥的时期,大量吸毒的时期,但是,现在,你渐渐发觉,孩子“回家”的越来越多了,离婚率越来越低了,人们越来越喜欢深入文学世界了。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人们都向“钱”看,有很多原来已经建立的非常深邃的文化,已经变得浅薄了。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也不必过于惊恐,这是一个过程,以后,经济发展到更好的水平,人们自然有更高的精神追求。

人毕竟会老的,像射出的箭,无论多么强劲,在飞越呼啸之后,总有坠地的一刻。但人生是这么一篇节奏优美的文章,锲而不舍将成就真正的天才。

(作者:李 纯 姚 彬 字数:3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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