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的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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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美国的中文老师,是上帝用参天大树制造的小椅子。当孩子们天真落座,她们就欣然地被压在了下面。我在国内时是大学里教现代汉语文法的老师,到美国后,也在波特兰州立大学短期任教。十多年后,放弃了对小学中文教师这种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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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中文老师,是上帝用参天大树制造的小椅子。当孩子们天真落座,她们就欣然地被压在了下面。

我在国内时是大学里教现代汉语文法的老师,到美国后,也在波特兰州立大学短期任教。十多年后,放弃了对小学中文教师这种职位的蔑视,我亦成了加州胡佛小学校后中文教育的一名老师。这一切,皆因我有了两个孩子,今年她们一个10岁,一个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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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我没想过要生孩子,更没想过要用什么语言教育他们。如果我晚生20年,我可能就是北京城里的丁克族。可人生莫测,眼下我的现实情况是,我有两个女儿,她们的爸爸是美国人,不是那种懂中文的美国人,OK!我是一个不得志的中文作家,我们住在华人统统受过高等教育的硅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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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刚学说话时,我跟她讲的是云南话。云南话也分几种,昆明话算是比较文明易懂的,可我的母语是滇南语。人是“一根人”,鞋是“一根鞋”,碗是“一根碗”;指令孩子别动东西是“罢整”;问候人是“咯吃”?这种语言语音好听,接近法语;语意难懂,接近“粪瓢搅屎”……直到隔壁搬来了一对小姐妹,我的孩子才讲上了台湾“国语”。

宝岛的“国语”虽然有点儿走调儿,嗲腔肉麻,可使用人数比滇南广泛,当然要接受的。可两个小姐妹住了不到一年,又随父母亲搬回新竹去了。如果说学语言最重要的是环境,那这个环境就随着小姐妹的离开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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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进了幼儿园,英语无师自通,回到家就不再讲中文了。我本来就是个随便的人,信仰人生轻松才是福。你跟孩子讲中文,她给你用英文答回来,鸡蛋碰石头。如果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北方人,我一定会将鸡蛋变成她,石头变成我。可我恰恰是一个自卑的云南人,从小以为讲普通话的叔叔阿姨都是“当官的”。在滇南我成长的小县城,只要稍带外地口音的人,不是教师就是机关干部、随军家属、党政要员。这些人的口语口音,一向是我们本地人辨别文明、文化中心,模拟未来前途的标准。

我到了21岁,才学会讲普通话。就像一个中国人学会了英语,我的优越感是压都压不住。我用普通话谈恋爱;用普通话在父母面前大放厥词;用普通话教训舅舅应该想办法把他的独生子送到北京去受教育,这样他长大了才会“说普通话”,“不受人歧视”……大学毕业后,我干脆以普通话为通行证,自己把自己分配到北京去了。居住在首都,才发现北京市民们在20世纪80年代有一个共同普遍的价值观:谁家孩子出国谁家孩子就是有出息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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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不能再花21年学英文吧。于是我直接地嫁了美国人,在一句英语也不会说的情形下,自己把自己分配到了美国。

一晃眼,我说了一口英语。我对模仿人说话有天赋,讲英语对我来说比讲汉语容易多了,我说一口好英语,在美国人的宴席上讲笑话,能把一桌子美国人笑翻。直到有一天,餐桌上有一个记者,邀请我给他们《旧金山纪年报》写稿,就像一个挥舞着魔杖舞着的快乐仙子突然之间失去了奇异咒语,我沉默了。我不会写英语,也不想写英语。这一方面是我对汉语有难以形容的热爱,关汉卿与莎士比亚在我眼中两人都是用汉语写作的;另一方面是天生的记忆缺陷。一把伞的英文拼写我都拼写不出来。我初中二年级开始学英语,学过Umbrella;大学四年又是Umbrella;美国五年,这个Umbrella还得查字典。还有我丈夫的名字,永远写不正确。他没法跟我闹别扭,因为他叫我的名字,也永远叫不正确。

当时我想,我若有了孩子,她得整个儿英语化,说、写地道的英语,不然别想跟其他美国人平等,别想在这社会里站起来。

到这儿你该明白了吧?我是不会强迫宝宝说中文,写中文的。加上第二个孩子也出生了,先生更忙了,我更累了。既然讲中文听中文对我和孩子都那么吃力,那就轻松一点,大家都English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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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有一天,一切都变了。

有一个叫马立平的教育博士,在斯坦福大学搞起了一个中文学校,从学前班到九年级(现在已增加到十二年级)都有。中国人总是这样,一听说哪儿有个学校,就一窝蜂地去了。也不问问这学校是好是差,也不想想自己是不是也可以办个类似的,总之,一传十,十传百,都牵着自己孩子报名去了。我也是人群中的一个。

当我在斯坦福大学的椭圆形花园驾驶道停好车,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地牵着我的两个女儿,磕磕绊绊奔到大老远之外的214楼时,我知道,我的命运已被一只无形的手改变了。

校长要求,每一个上中文学校的孩子都必须有一个中文名字。这些等待上学的孩子,尽管绝大多数来自中国人家庭,父母都是中国人,可有的孩子还真的没取中文名字呢!于是麦可变成了小刚;凯瑟琳变成了小燕;我的孩子老大叫夏奈儿,老二叫帝凡内。我当场将她们的名字改成:张小夏,张小帝。我旁边是一个去西安留过学的罗马尼亚人,她当场把她的中国教授给她取的中文名字“高山兰”转送给了自己女儿。

乱哄哄一阵后,马校长开始点名了。她的声音洪亮,连聋子都听得见。“张小夏!张小夏到了吗?”

我东张西望不知道马校长在叫谁。罗马尼亚妇女用手肘推我一下:“叫你的女儿了!”

“啊,在这里,到了!”我有个女儿叫张小夏!马校长这一嗓子,使我的孩子有了中国人的身份。

小夏很用功。在斯坦福中文学校学了一年,字写得很好,只是不知其意;我教她用毛笔写小楷,孩子写得不错,每日一页,练了近一年,将台湾出版的华语儿童每日一页写满了。我跟她开玩笑,你这样练下去,练到你80岁,你就是中国的国宝了。

她非常喜爱熊猫,能成为那种动物,受人重视,她当然乐意。可成为心目中的什么人,得要“贵在坚持”!而她已经坚持不下去了。

在美国生活的人都知道,星期六,是人都想赖床,多睡会儿。可大人得起床,然后把孩子拖出被窝,背上书包,塞进汽车,然后赶去中文学校上课。升入一年级后,老师换了,教材换了,教学方法也换了,跟国内上课差不多,已没有多少娱乐性。老师在讲台上执教,二十多个孩子坐在大学生用的教堂里听讲,要专心,要坐端正,对于那些家里讲中文的孩子,多少还好接受一些;对我的孩子,这很受罪。她听不懂,回答不了问题,自尊心受伤害。渐渐地她不愿去上中文了,一到星期六,家里就爆发大战,我的催促声、喝斥声,她的哭声、叫声……有一次在汽车里,去中文学校的路上,她哭也哭够了,抽抽搭搭问我:“妈妈,世界上有商店可以买个新妈妈吗?”我一听,自己也哭起来了。整整一年我陪读,她上课,我在旁边翻译,然后是赶鸭上架的做作业……有一个朋友,去北京探亲。下飞机后见她的弟弟正逼着孩子学英文,大人呵责,骂骂咧咧;孩子哭哭啼啼,不情不愿;飞机落在美国,见我正逼着孩子学中文,大人气,孩子哭。啊,你们这些负责的家长啊!

我给孩子退了学,带她回去了一趟。在国内她仿佛开了窍,能勉强说些中文,说清楚自己的需要,得到亲友的喝彩。这些年没有白逼她。可回到美国她又不肯说了。罗马尼亚那个妈妈也没坚持住,女儿也退学了。我们两人一商量,决定自己请私人老师教。老师就住在她家公寓的楼上,是台湾人,信基督教。学中文确实需要有宗教信仰般的精神和毅力,因为要体会,要掌握一门语言实在太难了。在美学中文那是真学不下去。于是,张小夏,张小霏(我给老二改名了,取意于“润物细无声”。因“张小帝”确不是一个中文名字),高山兰及妹妹高美兰有了一个中文老师,在家执教。孩子的教材是老师原来有的。我过目,高山兰同意,认为不错。一切从头来,从头和肩膀、膝、脚趾到荷儿梅子兮,水上飘……台湾的幼儿语文教材,让我们两个母亲,对孩子的中文教育,充满希望。

4个月过去了,4个孩子都喜欢去上课,讲中文也大有进步,会唱童谣,会简单对话,尽管学费很贵,我们还是欣慰的。我开始感到,学中文不是一种个人行为,只要有几个孩子一起,就创造了环境。可偏偏老师又不干了!老师推脱身体不好,不愿意再教下去了。

这位老师的辞职理由一直是个谜,直到我自己做了中文老师,我自己才得到答案。老师搁下这几个孩子不管的辞职行为,我实在不理解,直到后来习以为常:教非母语孩子中文,是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简直可以说是一言难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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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老师停课后,高山兰家在别的地方买了房子,也搬了家。我两个孩子的中文也像太阳下晒过的照片,很快褪色了,又忘得几乎是一干二净。这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和自己扮演的角色,但我没有行动,我仍然不跟孩子讲中文,也不教她们,得过且过。

这时小夏、小霏已经进公立学校。小夏念二年级那年,几个家长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校后中文班。自己请来了老师,在郡政府教育局交了保险,给学校交了租教室的租金,费用很高,生源不够。他们来找我,问我的孩子愿不愿意参加。我犹豫了仅仅一分钟,就同意了。我犹豫什么呢?我说不清楚。他们几个家长,也经历过跟我一样的痛苦,每个星期六,一大早开车带孩子到大老远的库柏提诺镇,去台湾人办的一家中文学校上课。劳民伤财,收效甚微。这时的中文学校,已不是当年马校长的一枝独放了;人人都意识到了下一代中文教育的严重性,人人都意识到了这个巨大的市场,中文学校已如云南山中雨后的春笋,遍地都是。台湾人办的、教会办的、官方办的、私人办的;大的大到拥有六百多学生、小的小到仅十几人。

同学从加拿大多伦多来电话,说多伦多的中文学校已达100所!虽然学校各形各色,硅谷的中文学校几乎都是大陆人办的教拼音、简体字;台湾人办的教注音、繁体字。生源也有两种,一种是家中说中文的;另一种是家中不说中文的。绝大多数是中国人。

胡佛小学的校后中文班,请到的是台湾的幼儿资源教师,姓田。加上我的两个孩子,这个班一共有七个孩子。我们不用送,孩子们放学后直接去教室,教室就租在他们的学校里,方便了不少。教材用的是台湾教委的网上华语儿童教材,很方便下载,也方便辅导孩子功课。

田老师终于把这几个孩子给搞定了。他们学了注音符号,我的老大可以借助注音读一些简单的中文读物;由于循序渐进,加上几个同学程度都差不多,都来自家中不说中文的家庭,孩子不再感到那种无形的压力,都操着走腔走调的“洋泾浜”中文,“我死一个中国冷,我也施一个妹国冷”了!

一年中,我没有管过两个孩子的中文。我忙着写自己的书,既然她们自己有老师,那就跟着老师吧!我知道孩子长进不大,可我已进入了一种心态:死马当活马医!孩子不懂中文,无形中,潜意识里我感到压抑,就像前进的路上有堵墙,爬不过去,穿不过去,只好绕着走……可绕也绕不过去,那堵墙是真空的,而行为是徒劳的。如果去看心理医生,其费用之高,还不如交钱给老师去教孩子。何况我时不时还能听到孩子说上一两句:“妈妈,你早!”“不要抠鼻子,妹妹!”之类。早年住在我家隔壁的台湾的两个小姐妹,上帝之手也常把她们在暑假送到我家,她们一到,小夏就会像小时候那样操起了流利的中文,跟她们一起玩耍、说话。我真的看到了生活中存有奇迹。另外,高山兰也成了小夏最好的朋友,高美兰成了小霏最好的朋友。虽然住在两个地方,跑高速公路来回一小时多,她们还是在大人的协助下常常见面;她们的妈妈,原版高山兰,用在西安学到的针灸技术,给手术前的病人麻醉。她现在是斯坦福大学医院的大夫。

我似乎看到了张小夏和高山兰,张小霏和高美兰背着旅行背包,手拿地图,在中国大陆的大城小镇,山川河野,操着马马虎虎的洋中文到处旅行的身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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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景不长,田老师说她要学英语,准备辞职了。这种情形下,我们这些家长才想起来,这一年来,田老师每星期三天,得开车跨过一座大桥,来给孩子上课;来回一个多小时,拖着个挺沉的行李箱,里面除了教材纸张书籍之外,还有给孩子们买的零食,为了寓教于乐带着的各种球和种种教学道具。我们一起出面挽留。

为了不使这些家长绝望,田老师提出她有个亲戚正好在美国探亲,她可以来代替上课。这个亲戚也是位资深中文老师,在台北做了一辈子的幼儿语文教育工作,可惜她既不会讲英语,也不会开车。田老师说她可以开车送亲戚来上课,并一边复习英文,一边等着亲戚下课再送她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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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这位亲戚成为中文班的新老师。孩子们非常喜欢这位老师,更喜欢有原来的老师坐在后边沙发上一边自己读英文书,一边陪孩子们上课。姜还是老的辣,老师不愧是教了一辈子书的人,知道孩子的心理和教学的关键。孩子回到家,主动做中文作业,就为了让老师高兴。我去观看过一次老师上课,手舞足蹈(因语言不通,她不懂英语),上蹿下跳(为了让孩子们集中注意力,领会并记牢),一堂课下来,额前细细的铺了一层汗。花白的头发也凌乱了。嗓子也有点哑。我看着她,知道上帝用参天之树做了一把小椅子。她是上天送给这几个苦苦挣扎学中文的孩子们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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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老师签证到期,要回台湾了。

几位家长又一次陷入窘境。她们到各个中文学校去挖老师,可找不到人愿意教这种家庭中不讲中文、彻底把中文当做第二外语来学的孩子们。有人突然想到了我,问我愿不愿试一试。我立即摇头:No、No、No!

让一个作家去教小孩儿中文,这不是堕落吗?你能想像让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去小学校教孩子美术课吗?我那些在美国大学里执教的中心教授们会怎么看我?没门儿!

家长们又一次找了我。他们有点儿病急乱投医了。“你忍心看你的两个孩子半途而废吗?”他们找准我的要害打了一拳。我想:完了!除了主观上不愿意去教小孩儿以外,我也没经验,不知道怎么教呀!

我开始悄悄地开着车到各个中文学校去观察、旁听。我去了“库柏提诺中文学校”,去了教会办的“九个果子”中文教育苑,去了“JLS礼拜五晚上中文学校”,去了“华新中文”,还去了两个美国妯娌办的“后院双语幼儿中心”(英中语学校)……当然还去了最初张小夏学中文的“斯坦福中文学校”,它已经扩大了,并在“岗高中”有星期日分校。

我坐在各种年级的教室里,心潮澎湃。没有一个老师是轻松的,由于孩子们的中文是在美国的土壤上学的,领会起来非常不容易。这些老师有年老的,年轻时髦的,中年的,都是女人,都是认真的。一个个跟台湾的老师一样,一句话要说好几遍,手和身子也要挥舞着,为了娱乐孩子,用美国人的办法,道具,玩具一起上,录音带,录像带一起放……下课时,我去跟她们要教材,总会发现她们额上一层汗,嗓子已经有点变哑。

我联想到在美国披荆斩棘,为上千个中国家庭创造了给孩子中文教育机会的马校长;那个带病为四个孩子上课的基督教老师;给非母语的胡佛小学校后中文班打下良好、牢固基础的田老师和赢得孩子心的老师……我决心也成为她们中的一个,一把小椅子。

更沉重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要强迫孩子去学中文?要送孩子去周末的中文学校学习?要知道,那不是一天两天,那是得十几年的艰苦啊!除了接送孩子去美国学校正常上课,还要在周末休息日送孩子去第二种学校:中文学校上课,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除了中国人从孔子时代以来就形成的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外,为什么?

通过与许许多多的家长的交谈,参加各种座谈会,派对,及与自己好友的交心,还有我个人的体悟,答案简单到只有两样:来自大陆、台湾、香港的中国人,自己本身懂中文,当然不愿意浪费这种智慧资源,传承给下一代是义不容辞的;另外就是大家心里都有个梦,就是中国有朝一日会强大起来,而这一天已经不远了!

第三次家长们又征询我的意见时,我说:行!我试试!

去年三月底,我正式接课,成为胡佛小学校后中文班的中文老师:张老师。

第一天我走进教室——我迟到了,找不到停车位。我从后门进了教室,见到九个孩子整整齐齐坐在那里等着我。

“同学们好!”——中文!(云南普通话)“老师好!”——中文!(美国普通话)

瞬间,我这一辈子第一次与星星、道德这些东西连在了一起!

(邱方摘自《美文》2003年第2期,潘树声图)
(作者:张 慈 字数:6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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