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人眼中的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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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2004年8月22日是邓小平同志100周年诞辰,我们为读者送上此文,在家人的讲述中,感受一代伟人丰富、真实、亲切的人性魅力 相濡以沫58年 邓小平和卓琳相遇相识在延安,那是1939年的秋天。邓小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

2004年8月22日是邓小平同志100周年诞辰,我们为读者送上此文,在家人的讲述中,感受一代伟人丰富、真实、亲切的人性魅力

相濡以沫58年

邓小平和卓琳相遇相识在延安,那是1939年的秋天。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卓琳是一个年轻的北大女学生。

卓琳(邓小平的夫人):邓小平来找我,他说:“我这个人年纪大了,在前方作战很辛苦,我想和你结婚,可是曾希圣和你谈了,你不同意。我这个人不太会说话,希望你考虑一下这个事情。我年纪比你大几岁这是我的缺点,我希望在其他方面可以弥补。”

他找我谈了两次:第一次谈他的情况;第二次谈他的希望。我听听,觉得这个人还可以。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我那时已经23岁了。我以前就认识邓小平,现在他亲自来找我,说话又那么诚恳,我就同意了。但有个条件是结婚后马上离开延安,因为我害怕其他人笑话我也嫁了个“土包子”,邓小平同意了。

邓朴方(邓小平的长子):那时妈妈爸爸到太行山,第一次见到彭德怀。彭德怀说:“哎呀,邓小平你真是会找老婆呀,找的跟兄妹一样。”爸爸个子也不很高,妈妈比他稍微矮一点儿,脸都是圆圆的。

卓琳:当时,太行山上八路军总部有个妇女部,我就在那里工作。那时邓小平从前线到总部来开会我们才能见一面,开完会他又走了。我说夫妻俩老这样也不行,就让他给我写信,他说:“写什么呢?”我说:“就把你每天干了什么写一写。”他说:“那好,我让秘书打个底稿,印十几份,每个月给你寄一份。”我一听,哎呀,那就算了。后来我和他说:“写信你也不写,我们还是在一块儿共同生活,共同理解吧。”他想了想说:行。所以,我就和他到了129师,住在一块儿。慢慢地就互相理解了。

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带着孩子一同到了北京。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自己的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

邓先群(邓小平的妹妹):我大嫂这个人,从来不给我大哥添乱,她不去参政,就做好她的本职工作。她特别体贴我大哥。家里的开支都由她管。我大哥爱喝茶,爱喝龙井,龙井是比较贵的。但是,我大嫂舍得买。每天上午都给我大哥泡浓浓的一杯茶,我大哥喝完了以后,剩下的茶根我大嫂接着喝。下午再给他泡一杯。她非常地爱他。

邓楠(邓小平的次女):20世纪60年代的困难时期,供应的油和肉比较少。当时,对他们这些高级领导干部,还有一些特殊的照顾,会多给他们一点油和肉。但是我们家人口很多,所以他那点油和肉,大家一起吃肯定不行。为了保证他的身体,我妈妈就让他单独吃饭,他不干。后来我妈妈没办法了,就说:这样吧,派一个人陪你吃饭。我经常就是那个派去陪他吃饭的人。结果,只吃了很短的时间,他又不干了,说要跟大家一起吃,那么后来没办法,他又跟全家一块儿吃。后来,我妈妈又想办法说,给他单独炒一个菜,别的菜都一样。结果就这一个菜,他到了饭桌上以后,就到处分。给你点,给他点,最后他一口也没吃,全分给别人。没办法,后来就大家都吃一样的。

1969年10月,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劳动,卓琳一直伴随着他。艰难岁月,更显出夫妻间的情深意切。

卓琳:“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江西,一个月只给我们200块钱的生活费。老爷子说,我们要节约一点钱,给孩子们当路费。因为孩子们都被分配到四面八方,有时候来看看我们。他说咱们来种地吧。我们住的那个“将军楼”前面有一块空地,原来也有人种过,后来我们就开了一块地。我那个时候有高血压,不能多动,连上楼我都说:喂,老爷子,拉着我,我上不动了。他就拉着我,我一手扶着栏杆,一手让他拉着上楼。他挖地,我就拿个小板凳坐在那里拣石头。拣完石头以后,弄成一亩地的样子,我们跟老百姓要了点种子,茄子啊、辣椒啊,种些容易种的东西。浇水呢,他去浇水。

1973年,邓小平结束了在江西的劳动改造生活,回到北京。此后,他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大刀阔斧地领导开展全面整顿,赢得了人民的信任。没想到,仅仅过了三年,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次把邓小平推到了困境。

邓楠:天安门事件以后,我父亲又被软禁,我母亲也去陪他,所以那个阶段就只有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互相照顾。后来没多久,母亲眼睛坏了,住了院,就剩父亲一个人了。那时候,他们两个人没有办法联系,只能通过写条子。条子上什么也不能写,因为别人肯定要看。他们彼此之间的牵挂和思念,就只能靠这个来传达了。

邓榕(邓小平的小女):我父亲跟我母亲没有任何矛盾,为什么没有矛盾呢?因为我父亲平时都在外面工作,家里的事情都是妈妈管。妈妈怎么管,父亲是从来没有意见的,他很信任母亲。他俩的观点也很一致。所以,母亲怎么样管理这个家庭、管理孩子们,包括财务方面的问题,我父亲从来不过问。在这方面,我觉得他们两个配合得非常好。想一想这么几十年,从来没见父母亲红过脸,甚至连争论什么问题,都没有过。

父亲对妈妈特疼爱。陈锡联就说,在二野时,小平同志对卓琳是真爱护,妈妈洗头,爸爸拿热水给她冲。

老爷子特别喜欢孩子。我们都有个毛病,就是睡觉时肩膀不能见风。老爷子每天晚上都给孩子们盖被子,可能因为他肩膀怕冷,从小他就给孩子盖被子,被子压得紧紧的,不能漏风。我在《“文革”岁月》那本书中写过老爷子对妈妈的照顾。那时,妈妈患高血压,跟更年期、心情不好都有关,家里的重活都是老爷子干。在江西时,家里所有的被子、床单、被罩、工装都是老爷子洗。

邓林(邓小平的长女):我父母在风风雨雨里共同生活了几十年,他们之间的帮助,不是标语口号式的,不是发誓什么的,而是在生活中一点一滴互相支持。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一段,我妈妈更是用自己的行动去支持我爸爸,并没有因为大家都说打倒邓小平、邓小平是第二号走资派就对我爸爸如何如何,反而更加关心我爸爸,照顾我爸爸,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两心相通。

儿女眼中的父亲

到了北京以后是“脚掌”

邓楠:他从来不跟我们讲自己的地位,所以我们小时候都觉得自己跟普通家庭的人是一样的。妈妈也从来不告诉我们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有多大的官儿。我记得1952年他调到北京工作,在重庆到北京的飞机上,我就问他(那时候我们都很小,我才7岁),在四川的时候(那时候他在西南军区),人家叫你首长,那到了北京以后是什么呀?他就跟我们讲,到了北京以后是“脚掌”。所以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到北京来做什么工作。我们上的是八一小学。那里的学生全都是军队的干部子弟,他们的父亲都有军衔。所以每当大家提到你父亲是什么衔,他父亲是什么衔,我们就都不敢说话了。我一看人家在的时候就躲得远远的,因为我们老是觉得在那个学校里,我们父亲的官大概是最小的了。

一个说话很少的人

邓楠:我父亲是一个说话很少的人,平常也不太跟我们聊天。在家里,我们说九句,大概他能说一句。他一般是听我们说。除非我们说的话太出格了,他就说一句“胡说八道”。

邓林:爸爸在家里说话不多,说出来就切中要害,而且幽默、风趣。他不爱串门,不拉关系;除了几个老战友、老邻居,他谁家都不去。他不爱管闲事,小事不关心、不在乎,不发牢骚。孩子们吵架,他说:“到外边吵去。”他不当裁判,不断是非。他认为,“早晚都会过去”。

从不高谈阔论

邓楠:他教育孩子不说教,不讲大道理,而是用他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比如管我们的学习,都是在学期末看你的记分册,而且看老师的评语。你想想,对我来讲,一想到学期末要给他看记分册,我就得努力学习。虽然他只是看一下,大多是表扬,但对我们来说,为了这一次就得努力,这就是压力。他不注重课本,希望我们知识面广,带我们出去,都拿着地图,告诉我们路线,所以我们地理都很好。另外他干事非常认真,不认识的字,就查《辞海》、查字典。我们从小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帮他查字典。他还看很多历史书,《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只是到了晚年,才看武侠书。他看书的范围非常广,包括外国小说。

邓榕:老爷子听我们子女平时在家里谈论的一些事情,听我们谈论工作和生活范围内的一些东西,只是很小很小的信息来源。老爷子真正的大量信息来源,第一个是他每天看很多文件,看文件速度非常快,该记住的全记住;第二个是报刊,老爷子看报纸那个认真程度和对报纸所反映信息的敏感性,是无人能比的。他老是说要通气,信息要灵通。这个其实跟他看报纸非常有关系。他不听小道消息,他不喜欢听小道消息。

待继母如生母

邓林:他们岁数相差很小的,几岁而已。但是,我父亲对她很尊敬,我们都喊奶奶,父亲也就和我们一起喊奶奶,有了第四代以后都叫老祖,父亲也跟着一起叫老祖。我妈妈有时候生活上有些什么事情,跟我奶奶谈。儿女的婚姻大事跟我奶奶谈,哪个孩子缺什么衣服了,该置办点什么了,都跟我奶奶商量,我们家关系非常融洽。我从来没有见过父母和我奶奶有过什么争执。

担心女儿的婚姻问题

邓榕:因为自己的问题,子女受到牵连。所以,父亲很担心我们的婚姻问题将来解决起来困难。我当时经朋友介绍,认识了贺平,父亲非常高兴,真是发自内心的高兴,由衷地高兴。 实际上当时我和贺平只是通了两封信。贺平路过我们家去看他自己的父母,在我们家住了两天。这时候我们还只是一般的朋友,谈不上订终身。但是我父亲就觉得他不错,觉得他一定能够成为我们家的女婿。所以他当时非常高兴,郑重其事地搬了几个凳子,跟我妈妈和奶奶坐在后院里。我回来以后,他一拍大腿,用四川话对我说:看样子,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我说我们还没有定呢,你怎么就定了呢。可见他当时那种欣喜的心情。

邓楠:他跟我妈妈讲,他说,我信任他们,他们选择什么人就是什么人。所以他从来也不干预我们。

给邓朴方洗澡

卓琳: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朴方是北大学生,人家把他关在楼上,要他揭发他父亲,他说我哪能揭发我父亲啊,我不知道他干什么错事了。他不说,人家就打他。朴方受不了,就从窗口跳下来,骨折了。 我们把他接到江西以后,让工厂给他做了个架子。架子上有两个环,他拉着那个就可以坐起来,放开了又躺下去。他一来,当然就增加我们的负担了。怎么给他洗澡啊,老祖(邓小平的继母)烧水,我端水,老爷子拿毛巾给他擦。先是第一遍擦凉水,第二遍擦肥皂,第三遍擦干净。都是他干,我呢就是给他送水,送毛巾。

邓朴方:父亲并不说什么,但是,他为我做事情,每件事情都做得非常细致。你想想,他过去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导人,可是为子女做这些小事,他仍然做得非常认真。我父亲是个很认真的人,以前做大事很认真,现在做这种小事也非常认真。我有时候就会感到心里面酸酸的。

邓榕:50年代,老爷子坐在办公桌前办公。他特别认真,特别专注。我们就在他屋里跑来跑去,然后就在桌子底下爬来爬去,躲在桌子底下过家家。他就在上边办他的公。

1997年2月19日21时08分,邓小平终因帕金森综合征晚期并发呼吸功能衰竭,抢救无效而逝世。

邓榕:真正从日常的感觉来讲,我们没有觉得父亲已经离我们而去,好像觉得父亲还在我们身边一样。对父亲的思念、怀念,深深地沉淀在我们家的每一个人的心底。有人问我,你最敬爱的人是谁?我左想右想,把古今中外的人都想遍了,我想想,还是我的父亲。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我了解他,我也爱他。

(作者:卓 琳等 字数:4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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