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世界之巅的最后三天三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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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叫陈小刚,1990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分配到黑龙江电视台,先后做过记者、制片人、编辑等工作。2000年3月2日从哈尔滨起程,开始全程报道阎庚华只身攀登珠峰活动的任务。此前,我从没有登过哪怕稍稍有点海拔的山。珠穆朗玛峰

我叫陈小刚,1990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分配到黑龙江电视台,先后做过记者、制片人、编辑等工作。2000年3月2日从哈尔滨起程,开始全程报道阎庚华只身攀登珠峰活动的任务。此前,我从没有登过哪怕稍稍有点海拔的山。珠穆朗玛峰的每一个日子都令我今生难忘,尤其是在世界之巅的最后三天三夜,更是刻骨铭心。

8160米,在运动生理学上被称为生命的禁区,足飞鸟也难以逾越的高度。为了5月19日8160米的直播能够准时进行,18日我就随阎庚华通过了号称珠峰第一险段的北坳和大风口,到达了7500米营地。19日一早,我们就开始向8160米攀爬,从没有经过专业登山训练的我爬到预定目标时已几近虚脱。直播完,阎庚华喝了点水,吃了点东西,和我互换了衣服就向8300米突击营地攀爬去。送走了阎庚华,我就感9J精疲力竭,支撑不住,头脑一片混沌。我支撑着爬回8000米处的帐篷里,躺下一动不动,可心却好像要蹦出来一样,足足有1000万个稀奇古怪的念头冲进我的大脑,眼前出现了无数个幻觉,许许多多的声音在耳边轰鸣着。我感觉自己快要发疯了,拼命压住胸口,好像稍稍一松,心就会跳出来一样。仅仅躺在帐篷里也感觉累得不行。晚上的时候,一个老夏尔巴人上到8000米,陪同我一同等待阎庚华。那一晚,就在疲累、混沌中挨了过去。

5月20日,老天风云突变,下起了暴风雪,风力足有12级,我和夏:尔巴人与大本营失去了联系。在只有狂风、暴雪,连空气都稀薄的8000米珠峰上失去联系,无异于失去f生的希望。我的心开始焦灼、忐忑起来。

当时为了直播,8000,米处的帐篷支架在距离悬崖不到30厘米的地方,暴风雪中,帐篷被吹得东一下西一下,不停地摇晃着,死神随时都有可能在8000米降临。我和老夏尔巴人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只能是呆呆地躺在帐篷里,体验着孤寂和危险的挤压。这一天,我…—口东西也没有吃,不仅仅是因为补给有限,而是我实在吃不进东西。听着帐篷外暴风雪尖锐的呼啸声,仿佛是死神狰狞的吼叫。我心底渴盼奇迹的声音越宋越微弱。第二天,我和夏尔巴人只剩下了6块饼干,用于化雪为水的小气炉的气也用完了,而暴风雪丝毫没有停的迹象。我的嘴唇开始干燥起来;嗓子也开始像着了火一般,头也胀得好像要裂开似的……为了分散注意力,我努力让自己去想从前的一切,我想到了初到珠峰脚下,当珠穆朗玛、卓奥友、希夏邦马,以及洛子峰、幛子峰一脉连绵地跃然眼前,蓝天下白云上下翻腾的美丽和壮丽;我想到了珠峰晴空万里、艳阳高照时,赤裸着上身做日光浴的潇洒和惬意……可想得最多的还是第一次直播时,主持人面对镜头和千山万里之外的妻子说的话:“我在这里挺好的,我会将西藏的故事讲给你听,我会一辈子对你好……”当时,听到这话时,我哭了,珠峰直播小组的所有人员都哭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正走在生与死之间,随时,我们都有可能无法将西藏的故事讲给家人听;随时,我们都有可能让家人盼望平安的心血流难止。珠峰每年都要收留下几个生命和他做伴,而现在,我似乎就要成为永远和珠峰相伴而眠的一个。绝望就这样一点一点啃噬着我生的信念。

第三天半夜时,风呼啸的声音好像更大更尖锐了,完全无法入睡的我突然感觉到帐篷好像已经发出了咝咝的破裂声,我伸出手一点一点、一块一块地摸着帐篷的每一角、每一寸。突然,我身旁右侧刺进一丝凛冽的寒风,我立刻意识到,帐篷被风撕开了口子。在8000米的雪山—上,失去帐篷不仅是失掉了温暖,同时等于失掉了生命存活的保障。我立刻伸手去摸,一个一根手指大小的口子很快被我摸到。我紧紧地用手将口子四周的帐篷抓揪在一起,我明白,抓得稍稍松一些,口子就会被撕得更大,用不了多少时间,整个帐篷就会被撕碎。我的手很快就变得好像有万根针在刺。我喊醒了酣睡着的夏尔巴人,两个人开始交换着抓扯着帐篷,抓扯着生的希望。没多久,我似乎耗尽了体力和精力,我开始一次次地想到放弃。太难受了,我的大脑里又开始出现幻觉,反反复复地重复着一句话:“我怎么没带一罐可乐上来……”我想控制让自己不去想这句话,去想点别的,可我的大脑仿佛已经不是我的了,完全不受我的意志支配。没有去过高原的人是难以体会到那种生命处于绝境、处于极限的恐惧的,生命就像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的小船,随时都有可能被吞没。

5月22日,没有了任何给养,我的体力似乎已经透支,我似乎已听到了死神的脚步声。而我惟一能够做的就是等待,等待希望,或者等待死亡。奇迹出现了,天气突然变好。老夏尔巴人到8300米外找阎庚华,我背着50多斤的转播设备向大本营下撤。

走一步,停一步,每走一步,每移动一米都异常地艰难。身上的设备越来越重,我开始一点一点地丢着身上的东西:备用电池、备用带、睡袋……最后,只剩下设备了。可仍感觉好像有一座火山压在身上。上山时,领导曾嘱咐过;关键时候,设备就放弃。可30几万元的设备如果丢了,就算能再找回来,也报废了。我一步一步向山下挪着。在接近7500米处时,当我抬起一条腿向前迈时,却怎么也踩不到底。我猛地打了一个激灵,迅速闪过一个念头:“一定足冰裂缝广珠穆朗玛峰不仅环境异常复杂,而且地形也极端险峻。冰裂缝随处可见,有的几厘米宽,有的几米宽,有的几米深,有的几十米、几百米深,有的甚至深不见底,就在前不久,一名外国登山人员就是因为踩到雪下的冰裂缝,摔了下去,永远留在了雪山。我小心翼翼地收回脚,试探着向另一边绕,还好,绕过30多米后,惊出一身冷汗的我终于越过了险境。

在7500米处,我幸运地遇上了三个夏尔巴人。一个夏尔巴人替我背着设备,另外两个夏尔巴人一左一右将我架起来,拖向山下。到达6500米处时,在这里等候阎庚华和我的沈一冰一下抱住我,劈头一句:“我以为你下不来了呢!”说着,泪就流了下来。我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了,只有泪水无声地向下掉着,做着回应。

珠穆朗玛峰,在让我成为世界上登得最高的职业记者的同时,也让我经历了一次人生的历练。始终没有放弃生的希望,应该是支撑我生存下来的支点。 (刘燕摘自《辽宁青年》2001年第3期)
(作者:澜 涛 字数:2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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