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让人内疚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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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这个日子是1964年6月22日。第一个感到内疚的人是本文的主人公,成都军区测绘大队的一名军官,名叫杜永红。当时他正奉命带领一个作业小组,来到西藏岗巴龙中区的山野里,测量中尼边境线。杜永红时年24岁,未婚。当然他有未婚妻

这个日子是1964年6月22日。

第一个感到内疚的人是本文的主人公,成都军区测绘大队的一名军官,名叫杜永红。当时他正奉命带领一个作业小组,来到西藏岗巴龙中区的山野里,测量中尼边境线。

杜永红时年24岁,未婚。当然他有未婚妻,而且有了好多年了,但由于常年在野外工作,几乎没时间与未婚妻在一起,故至今未婚。他带领他的作业组在岗巴执行测绘任务已经二十多天了。岗巴地区平均海拔4000米,而他们测量的地方就更高了。荒无人烟这四个字是无法概括他们所承受的艰苦和恶劣的。杜永红病倒了,而且患了非常可怕的肺水肿。但他不肯休息,坚持上山作业,结果昏倒在山上。同小组的战友们把他抬下了山。他在帐篷里醒来,恢复知觉后的第一感觉就是内疚。他想我是个共产党员,还是个作业组长,怎么能没完成任务就倒下了呢,怎么能让同志们抬下山呢?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于是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他一刻也没休息,就开始整理当天的资料和图纸,一直整理到深夜。当他终于完成工作想要休息时,才感到自己呼吸十分困难,以至于根本无法入睡。也许那时他的肺里已积满了水。他想,反正躺着也睡不着,不如去站岗,让能睡的同志去睡。他就走出帐篷,换下了站岗的战士。

第二天早上,也就是6月22日这天早上。杜永红看天色微亮,就叫醒做饭的战士起来烧火做饭,他们今天还要上山,还要走很远的路。叫醒炊事员后他就去睡了。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坚持到早上的,谁也不知道他去睡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胸口好受一些了?

这第二位内疚的,就是被替下岗来睡觉的哨兵。事后回想起来他不停地自责道:我为什么要让他替我站岗呢?是的,他是组长,可他也是病人啊!我不该那么听话地把哨位让给他。是的,那天我也很累,我的身体也有气无力,可他病得更厉害啊,他比谁都累啊。再说,他们组里哪位同志不累呢?他们进藏执行任务的全体测绘兵谁不是靠意志在支撑呢?

哨兵因为这样的自责而哭泣。不,是痛哭,痛哭不已。

我们再往下说。早饭做好后,炊事员把大家叫起来吃饭,叫到杜永红时他有些犹豫了,他知道他天亮才睡下,还知道他在生病。于是他绕过了他。

吃完饭要出发了,杜永红还在睡,一个老同志说,今天咱们就别让组长上山了,让他在家歇一天吧。大家一致同意。他就嘱咐炊事员,千万不要惊醒他,让他好好睡一觉,到中午11点时再叫他起来吃饭,免得他又硬撑着上山。炊事员点头答应。

一个上午,帐篷里都静悄悄的。炊事员在准备午饭时十分小心,轻手轻脚的,生怕惊了组长的梦。他知道只要组长醒来,就会不顾一切地上山去。总算到了11点,炊事员走到帐篷门口,侧耳听了听,里面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他想组长实在是睡得太香了,他已经很久没这样睡过了。他决定让他再多睡半个小时。

到了11点半,太阳老高了,而且暖洋洋的,炊事员想,这下可以叫组长起来了,吃碗热乎乎的面条,再好好晒晒太阳。他的病一定会好起来的。

他走进去,叫他。叫他的组长,叫那个叫杜永红的人。但杜永红一动不动,他大声叫,他不动,他用力拍他,他也不动,他就使劲儿推他,他还是一动不动,就像一块紧贴大地的岩石,除非火山爆发才能令他改变。他预感不好,掀开被子,才发觉他们的组长,他们的战友杜永红,早已僵硬。

这第三位内疚的便是炊事员。他想自己为什么要自作主张地晚叫他半小时呢,也许早叫半小时还会有救的。尽管后来医生说,杜永红的死亡时间是在早上,他还是内疚不已,他想我竟让他的遗体那么孤孤单单地在帐篷里呆了一上午。我该去陪陪他的啊。

炊事员抽噎着说不出话来。组里那位老同志劝慰他说,你不要这样自责,如果怪应该怪我才是,是我叫你不要叫醒他的,是我说让他好好睡一觉的。当然,我不知道他会一觉不醒,如果我知道,我一定不会让他去睡的。哪怕我们轮流给他唱歌,哪怕我们轮流给他讲笑话,哪怕我们再让他去站岗,去工作,我们也坚决不会让他睡的,我们会尽一切一切的努力让他醒着,醒在这个世界。

但所有的后悔都已无济于事。杜永红毕竟是睡去了,而且是永远地睡去了。老同志成了第四个内疚的人。他默默地淌着眼泪,领着组里的同志把杜永红仔细地包裹好,放在担架上,抬到岗巴他们的总部去。

抬到半路时,见一匹马卷着尘土飞奔而来。大家一看,原来是大队医生医生一见担架就想下马抢救,但所有的目光都在告诉他,已经晚了。医生扑在担架上就放声大哭,边哭边说,我来晚了,我该再快一些的!我该昨天晚上就出发的!我就知道是你!我对不起你啊!

原来,杜永红病倒后,就给大队医生写了封信,他说小组里有人病了,希望医生方便的时候过来看一下。他没说是谁病了,也没说是什么病,有多严重,他是怕医生知道了着急。他知道医生很忙,进藏后生病的人太多。但医生了解他,知道他身体不好,也知道他是个工作起来就不要命的人。一看信就猜到生病的是他本人,而且还猜到一定是病很重了他才写这封信的,所以医生一大早就骑马往这边赶,没想到竟在路上与他的遗体相遇了。

医生怎能不放声大哭?

讲到这里,医生已经是第五个感到内疚的人了。

但故事还没有完。杜永红牺牲的消息传到了阿里。当时在那里工作的另一个测绘小组的组长,是杜永红的好友,名叫王玉琨,他一听说岗巴牺牲了一个同志,心里马上有种不好的预感:牺牲的人是杜永红。

从拉萨出发前,杜永红曾跟他说,他的那位和他谈了好几年恋爱的未婚妻,最近写信来要和他分手。原因很简单,她总也不能见到他,总也不能和他“谈”恋爱。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是靠通信维持关系的。杜永红有些难过,他跟王玉琨说,他想好好和他聊聊,还想给他看看他未婚妻那些信,让他分析一下还有没有挽回的可能。信一共有四十多封,进藏时他把它们全背进来了,他走到哪儿信就走到哪儿,他试图用这种方式留住爱情。

但他们没有谈成。出发前需要做的准备工作很多,两个人都是作业组长,时间实在是不够用。分别时王玉琨对杜永红说,等我们完成了这次任务,一定找机会好好聊聊。

可没等完成任务,杜永红就牺牲在了岗位上。

王玉琨说,我真是非常后悔,当时无论如何该和他谈谈的,哪怕不睡觉,不吃饭,也该和他谈谈的,让他说说心里的委屈,吐吐感情上的烦恼。我是他最好的朋友啊,可我却让他带着心事走了,他永远也没机会向人诉说了!

王玉琨讲到这里时,眼圈红了。

往事在38年之后依然折磨着他的心。

如今他已是年过花甲的人了,他说杜永红如果活着,也该年过花甲了。早已离开了部队的他,依然忘不了当年丈量世界屋脊的那些日子,那些艰苦而又光荣的岁月。他把它们写成了一篇日记体的报告文学,让我看。而前面这个小故事,是在他讲述中不经意提起的。但恰是这个小故事,像根针一样一下子刺进了我心里了。我知道我若不把它拔出来,心就一直会汩汩流血。

王玉琨是那个日子的第六个内疚者,也是这个故事的讲述者。写到他,故事似乎应该结束了。但我却忽然想到,这世上还应该有一个为那天感到内疚的人,虽然她和西藏相隔遥远,虽然她对那天一无所知。她应该是第七个内疚的人。

她就是那四十多封信的作者,杜永红当年的未婚妻。

尽管同为女人,我十分理解她无法承受的孤单和寂寞,但仍是同为女人,我推断她一定会为自己在他临死前提出的分手而深感内疚。说得残酷些,哪怕她晚说一个月,或者信在路途上耽误一个月,杜永红赴黄泉路时就不会那么孤单了。

王玉琨告诉我,杜永红死后并没有被授予什么称号。因为在他们测绘队,因劳累艰苦而牺牲在岗位上的人很多。但我想,有这样一些为他感到内疚的人,就足以让他不死了,他永远活在他们的内疚里。而内疚,也是一种思念。

活在思念中的人,比获得称号更能够永垂不朽。

1950年西藏和平解放时没有地图,120万平方公里基本是无图区(只有外国人测的局部图,很不准确)。解放军进入后,先是由随军测绘队进行局部测绘。后来局势稳定了,开始全面的测绘工作。

1962年,成都军区正式成立了第一测绘大队,专门负责测绘西藏地图。西藏大多是无人区,海拔高,与5个国家相邻,有3千里边防线,测绘的难度非常之大,常人难以想像。其中包括测量珠峰、阿里无人区和不通公路的墨脱岛。加之那时是国家的困难时期,他们每人每天的伙食费是6毛,第二年加了5分钱的牛粪钱(燃料)。但参加测绘的上千官兵全部坚持到底,没有一个离开或者退缩的。

经过20年的努力,历经千难万险,1981年,终于完成了西藏第一代完整地图。1982年,中央军委命名成都军区第一测绘大队为“丈量世界屋脊的英雄测绘大队”。

(此文为该大队命名20周年所作。——作者附记)

(作者:裘山山 字数:3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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