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的血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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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49年9月22日,我出生在哈尔滨市安平街一个人家众多的大院里。我的家是一间半低矮的苏联房屋。邻院是苏联侨民的教堂,经常举行各种宗教仪式。我从小听惯了教堂的钟声。父亲目不识丁。母亲也是文盲。但母亲与父亲不一样,父亲

1949年9月22日,我出生在哈尔滨市安平街一个人家众多的大院里。我的家是一间半低矮的苏联房屋。邻院是苏联侨民的教堂,经常举行各种宗教仪式。我从小听惯了教堂的钟声。

父亲目不识丁。母亲也是文盲。但母亲父亲不一样,父亲是个崇尚力气的文盲,母亲是个崇尚文化的文盲。对我们几个孩子寄托的希望也便截然对立。父亲希望我们将来都能靠力气吃饭,母亲希望我们将来都能成为靠文化自立于社会的人。希望矛盾,对我们的教育宗旨、教育方式便难统一。父亲的教育方式是严厉的训斥和惩罚,母亲对我们的教育则注重在人格、品德、礼貌和学习方面。值得庆幸的是,父亲常年在大西北,我们从小接受的是母亲的教育。母亲的教育至今仍对我为人处事深有影响。

母亲从外祖父那里知道许多书中的人物和故事,而且听过一些旧戏,乐于将书中或戏中的人物和故事讲给我们听。母亲年轻时记忆强,什么戏剧什么故事,只要听过一遍,就能详细记住。母亲善于讲故事,讲时带有很浓的个人感情色彩。我从五六岁起,就从母亲口中听到过《包公传》《济公传 》《杨家将》《岳家将》《侠女十三妹》的故事。母亲是个很善良的女人。善良的女人大多喜欢悲剧。母亲尤其愿意、尤其善于讲悲剧故事:《秦香莲》《风波亭》《赵氏孤儿》《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母亲边讲边落泪,我们边听边落泪。

我们长大了,母亲衰老了。母亲再也不像我们小时候那样给我们讲故事了。母亲操持着全家人的生活,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没有心思重复那些典型的中国式的悲剧色彩很浓的传统故事了。

我们也不再满足于听母亲讲故事了。我们都能读书了,我们渴望读书。只要是为了买书,母亲给我们钱时从来没有犹豫过。母亲没有钱,就向邻居借。母亲这个没有文化的女人,凭着自己的本能认为,读书对于她的孩子们总归是有益的事。

家中没有书架,也没有摆书架的地方。母亲为我们腾出了一只旧木箱。我们买的书,包上书皮儿,看过后存放在箱子里。

我想买《红旗谱》,只有向母亲要钱。为了要钱我去母亲做活的那个条件低劣的街道小工厂找母亲。

那个街道小工厂里的情形像中世纪的奴隶作坊。二百多平方米的四壁颓败的大屋子,低矮、阴暗、天棚倾斜,仿佛随时会塌下来。五六十个家庭妇女,一人坐在一台破旧的缝纫机旁,一双接一双不停歇地加工棉胶鞋鞋帮。到处堆着毡团,空间毡绒弥漫。所有女人都戴口罩。夏日里从早到晚,一天戴8个乃至10个小时的口罩,可想而知受的是什么罪。几扇窗子一半陷在地里,无法打开,空气不流通,闷得使人头晕。耳畔脚踏缝纫机的声音响成一片,女工们彼此说话,不得不摘下口罩,扯开嗓子。话一说完,就赶快将口罩戴上。她们一个个紧张得不直腰、不抬头,热得汗流浃背。有几个身体肥胖的女人,竟只穿着件男人的背心,大概是她们的丈夫的。我站在门口,用目光四处寻找母亲,却认不出在这些女人中,哪一个是我的母亲。

负责给女工们递送毡团的老头问我找谁,我说出了母亲的名字。

“在那儿!”老头用手一指。

我这才发现,最里边的角落,有一个瘦小的身躯,背对着我,像800度的近视眼写字一样,头低垂向缝纫机,正做活儿。

我走过去,轻轻叫了一声:“妈……”母亲没有听见。

我又叫了一声。母亲仍未听见。

“妈!”我喊起来。

母亲终于抬起了头。

母亲瘦削的憔悴的脸,被口罩遮住一半。口罩已湿了,一层毡绒附在上面,使它变成了毛茸茸的褐色的。母亲的头发上衣服上也落满了毡绒,母亲整个人都变成了毛茸茸的褐色的。这个角落更缺少光线,更暗,一只可能是100瓦的灯泡,悬吊在缝纫机上方,向闷热的空间继续散发热。一股蒸蒸的热气顿时包围了我。缝纫机板上水淋淋的,是母亲滴落的汗。母亲的眼病常年不愈,红红的眼睑夹着黑白混浊的眼睛,目光呆

梁晓声(左一)和兄弟妹妹与母亲合照滞地望着我,问:“你到这里来干什么?找妈有事?”

“妈,给我两元钱……”我本不想再开口要钱。亲眼看到母亲是这样挣钱的,我心里难受极了。可不想说的话说了。我追悔莫及。

“买什么?”

“买书……”

母亲不再多问,手伸入衣兜,掏出一卷毛票,默默点数,点够了两元钱递给我。

我犹豫地伸手接过。

离母亲最近的一个女人,停住做活儿,看着我问:“买什么书啊?这么贵?”

我说:“买一本长篇。”

“什么长篇短篇的!你瞧你妈一个月挣三十几元容易吗?你开口就是两元,你妈这两天的活儿白做了!”那女人将脸转向母亲,又说:“大姐你别给他钱!你是当妈的,又不是奴隶?供他穿、供他吃、供他上学,还供他花钱买闲书看呀?你也太顺他意了!他还能出息成个写书的人咋的?”

母亲淡然苦笑,说:“我哪敢指望他出息成个写书的人呢!我可不就是为了几个孩子才做活儿的么!这孩子和他哥一样,不想穿好吃好,就爱看书,反正看书对孩子总是有些教育的,算我这两天活儿白做了呗!”说着,俯下身,继续蹬缝纫机。

那女人独自叹道:“唉,这老婆子,哪一天非为了儿女累死在缝纫机旁……”

我心里内疚极了,一转身跑出去。

我没有用母亲给我的两元钱买《红旗谱》。几天前,母亲生了一场病,什么都不愿意吃,只想吃山楂罐头,却没舍得花钱给自己买。

我就用那两元钱,几乎跑遍了道里区的大小食品商店,终于买到了一听山楂罐头。剩下的钱,一分也没花。

母亲下班后,发现放在桌上的山楂罐头,沉下脸问:“谁买的?”

我说:“妈,我买的。用你给我那两元钱为你买的。”说着将剩下的钱从兜里掏出来放在桌子上。

“谁叫你这么做的?”母亲生气了。

我呐呐地说:“谁也没叫我这样做,是我自己……妈,我今后再也不向你要钱买书了……”

“你向妈要钱买书,妈没给过你吗?”

“没有……”

“那你为什么还说这种话?一听罐头,妈吃不吃又能怎么样呢?还不如你买本书,将来也能保存给你弟弟们看……”

“我……妈,你别去做活儿了吧!”我扑在母亲的怀里,哭了。

……

今天,当我竟然也成了写书人的今天,每每想起儿时的这些往事以及这份特殊的母爱,不免一阵阵心酸。我在心底一次次呼喊:我爱您,母亲!

(陈赞友摘自1998年2月5日《中国教育报 》)

(作者:梁晓声 字数:2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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