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瓦工成了地名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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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每个人身上都可能潜藏着某种不为人知的天赋,它是上天埋在我们生命里的金矿。如果你能找到它,尽可能地发掘它,成功就只是近在咫尺的事情——坐落在北京二龙路上的中国地名研究所,是中国地名研究领域最权威的机构。研究所里

每个人身上都可能潜藏着某种不为人知的天赋,它是上天埋在我们生命里的金矿。如果你能找到它,尽可能地发掘它,成功就只是近在咫尺的事情——

坐落在北京二龙路上的中国地名研究所,是中国地名研究领域最权威的机构。研究所里,有这样一位“高人”:他不仅能连续不断地背出全世界9000多个地名,而且对各地的常住人口、交通状况、名胜古迹和土特产品都门儿清,是目前地名记忆数量方面的基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这位“高人”叫刘仁军,今年23岁。两年前还是一个靠在基建工地做苦力为生的泥瓦匠。

这个打工仔是怎么成为这家著名研究所的工作人员的?他到底有何德何能,令中国权威的地名研究机构要聘请他呢?下面,让我们来看看他的故事——

天天摆弄地图册,他被乡邻当成了疯子

刘仁军1979年出生在南京市江宁县(现改为江宁区)横溪镇上庄村。很小的时候,,刘仁军就发现自己记忆力超群,老师讲过的课,他不用复习,第二天还记得清清楚楚。因为记忆力好,刘仁军读起书来便漫不经心,经常偷懒,上课之外他几乎不碰书本。因为成绩一直不错,老师也不去管他。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刘仁军10岁的时候。那年,他正上小学四年级,学校开了《小学地理》这门课程。一拿到课本,刘仁军就翻了起来,他想弄清楚自己的家乡江宁县是在长江以北还是长江以南。在课本上找了大半天之后,刘仁军不仅搞明白了江宁县的地理位置是在长江以南,还了解到了许多与江宁县有关的知识。这之后,他便对地理课本着了迷,上其他课的时候,他也偷偷地看自己的地理书。

由于将太多的精力放在了地理这门课程上,导致刘仁军其他科目的成绩直线下降。初中毕业时,刘仁军没能考上重点高中,只勉强上了一所职业高中。

然而,刘仁军只在那所职高读了半年书就退学了。他觉得在职高学不到东西,念下去只会浪费家里的钱。于是,1994年,刘仁军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

刘家地少人多,没多少事可做。刘仁军除了吃饭睡觉,其余时间就关在屋子里摆弄他的地图。父母见他“游手好闲”,便给他找了个师傅,让刘仁军去学做瓦工。刘仁军知道,在农村不学门手艺,是会被人耻笑的。于是,他很不情愿地顺从了父母的意愿,做了一名整天跟泥水打交道的学徒工。也许是天生就不喜欢做砖瓦活,刘仁军才干了几天就对这行失去丁兴趣。这之后便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个月顶多去学个七八天,其余的时间就猫在家里看他的地理书。

与做砖瓦工的极端厌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刘仁军对地理知识却兴趣盎然。他特意跑到镇上买了世界政区和中国政区的挂图,将它们先贴在硬纸板上,然后用剪刀按国界和省界一一剪开,制成一副类似扑克样的纸牌。刘仁军喜欢把这些“纸牌”弄乱,然后随便抽出一张让自己说出这是哪个国家哪个省——这样的游戏,刘仁军乐此不疲。

那会儿,他压根儿也没想到基尼斯世界纪录会跟自己有什么关系,之所以一头扎到地图里,完全是出于浓厚的兴趣。认清了图后,刘仁军便开始记起了地名。先是记中国600多个大中城市和世界所有的首都、首府的名称;然后按顺时针方向,从东北开始,接着是黄河中下游五省二市、长扛中下游六省一市、南部沿海各省、西南各省、青藏地区、新疆自治区、北部内陆各省,他先背地级市再背县级市,然后再背县、自治县、旗……

不仅如此,每个星期刘仁军都要骑44公里的车,到南京市区的新华书店去抄资料,通常一抄就是一整天。就这样,刘仁军的地理知识大有长进。到1996年底时,他对中国所有的市、县已经烂熟于胸。

然而,与此同时,因为极度“不务正业”,刘仁军被街坊邻居当成了“疯子,,’,附近的村民们只要教育子女,就会拿他当作“不学好”的坏典型。刘仁军的父母也极其不理解他,他们多次劝他放弃这些地图,踏踏实实地去做些事情。、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父母只好采取了极端的做法:趁刘仁军不在家,把他整理的资料全给烧了。

这件事让刘仁军很伤心,他认为在这榉的环境里再待下去,自己真的要变成疯子了。他必须离开!

于是,1997年春节刚过,18岁的刘仁军便跟着村里的建筑队,来到邻县的一个建筑工地上,做了一名建筑工。工地上的生活是极其枯燥的,早上6点起床,7点开工,晚上6点收工,周而复始,毫无变化。一天中惟一让他放松和欣慰的是收工后的那几个小时,因为只有在那时,他才可以旁若无人地遨游在他的地理世界里。

由于他住的工棚环境太嘈杂了,工友们喝酒、打牌、聊天的声音让他的思想怎么也集中不起来,这让刘仁军非常痛苦。不久,他发现收工后的工地上非常安静,而且整个夜晚都有探照灯长明不熄,是个不错的学习场所,于是便果断地“移师”工地。就在那盏探照灯下,刘仁军开始了幸福的神游:忽而是东半球,忽而是西半球,忽而是亚洲,忽而是美洲……他反反复复地翻着一本中国地图册和一本世界地图册,越看越有意思。碰上工地歇工的时候,刘仁军便会带足一天的干粮和水,赶到几十公里之外的南京市图书馆,一直待到晚上七点关门……

由于刘仁军不合群,一有空就抱着本地图册看,一边看还一边念念有词,工友们都认为他脑筋有问题,经常背着他说三道四。对这些闲话,刘仁军从来不去理会。至于这些地理知识会有多大的用处,刘仁军也从不去想。他只是模模糊糊地觉得,既然自己的兴趣在这方面,就应该顺其自然地发展。再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为什么要跟别人一样呢?

人间蒸发五个月,“绝活”打破基尼斯纪录

刘仁军真正明白地理知识的价值是在1998年夏天。

这年8月的一天,他在图书馆抄书的时候,很偶然地从一张《扬子晚报》上看到了一篇报道,说的是江苏淮阴有一个叫张元鼎的人,用了3小时50分背出了4810个地名,得到了上海基尼斯总部的认证,获得了1998年度基尼斯中外地名记忆数量方面的世界之最。看到这则消息,刘仁军兴奋极了。

他想:记4810个地名就破了世界纪录,自己已经能背5000多个地名了,岂不是可以破新的纪录?看来这个世界之最也不是很难,咱也可以冲击一下!

从那以后,刘仁军花在记地名上的工夫就比以前更多了。到了1999年10月,他觉得冲击基尼斯纪录的时机比较成熟了,便毅然辞了工作,离开了建筑队。由于怕被家人和邻居们的唾沫淹死,刘仁军没有回家,而是在南京郊区租了一间农民屋,打算在那里再花几个月时间巩固一下自己的地理知识。

就这样,刘仁军搞起了“人间蒸发”。他把自己关在那间租来的小屋里,墓本上足不出产,饿了就花几块钱到外面买点吃的。

到了2000年2月,他已对中国所有市县和外国重要城镇及常住人口、交通状况、名胜古迹、土特产品等相关知识了如指掌了,甚至连专业人员都很少涉及的地名读音他都进行了一番精心梳理。比如,他发现同样一个“乐”字,四川的乐山市的“乐”字为普通话读音,念“l色”:温州下辖的乐清市中的“乐”字则念“yum",为普通话中的多音字,而河北的乐亭的“乐”则念“lao",是地方多音字。刘仁军还发现,相同的字在不同的省又有不同的读音。如河南,“荥阳市”的“荥”字念xing,同样的字在四川“荥经县”中则念ying。还有陕西的吴堡县的“堡”念bu,江西铅山县的“铅”念yan,属读音方面的多音字。再诸如生僻字:安徽黟县的“黟”字念yi,歙县的“歙”念she,山西隰县的“隰”念x(。这些东西,如果不感兴趣,一般人是很难弄清楚的,许多都得靠翻当地的地名志才能弄明白。于是,,胸有成竹的刘仁军便试着给上海基尼斯总部打电话,询问申请事宜。对方告诉他申报的大致程序是:先请当地大学地理系的教师考证,看看他到底有没有这方面的特长,然后再经过市里的公证处公证,就可以来申报,

刘仁军找了一身干净衣裳穿上后,就直奔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院,找到院长说明来意后,院长便指派院里的杨燕老师择日对他进行测试。2000年3月14日下午2点,在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院的一间大教室里,刘仁军正式接受了十几位老师和学生们的测试。他们为他准备了5盘磁带,边测试,边录音。刘仁军每背出一个地名,地理系的学生就在旁边为“正”字划上一笔,一个正宇代表5个地名。从下午2点一直到5点45分,先背中国城镇,再背世界城镇,最后是世界重要的自然地名,刘仁军连续背了3小时45分,才把他所知道的所有地名说完,中间基本没有停顿。

第二天,刘仁军得知,他背出的地名总数为8856个,足以打破旧的基尼斯世界纪录。刘仁军拿着南师大的师生集体为他写的证明,找到南京市公证处,很/顷利地拿到了公证书。当天晚上,他便登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两个月后,回到老家的刘仁军终于盼来了他梦寐以求的基尼斯证书。

毛遂自荐,打工仔成为地名专家

拿到证书后,刘仁军又不满足了。因为他记得曾经在一本书上看到过这样一句话:知识是没有力量的,只有变成了行动之后,它才有了力量。他想,自己的地理知识如果仅仅埋藏在肚子里,那就没有任何意义,如果能利用打破基尼斯纪录这个机会去毛遂自荐,使自己的一身本事找到用武之地,那该多好啊!自己还这么年轻,难道就注定了要在建筑工地上过一辈子吗?

经过一番思考后,刘仁军决定去北京。他的目标非常明确;去那里找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编辑或者校对地图、、地名。而据他所知,北京至少有两个单位需要像他这样的“人才”,一个是专门出版地图的中国地图出版社,另一个是全国地名研究方面的权威机构——民政部地名研究所。虽然,刘仁军知道自己是个农民,又只有初中学历,在北京没有任何背景,要想进入这两个单位真是比登天还难,但是他还是想尝试一下。他想,如果成功了,自己就可以留在北京,做一份自己非常喜欢的工作,从而彻底地改变命运,如果失败了,心甘情愿地到建筑工地做工,也没有什么。

于是,在2000年5月的一天,刘仁军毅然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第二天,他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位于北京宣武区白纸坊的中国地图出版社。找到人事部后,他开门见山地说:“我是地名数量记忆方面的基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我在地图的校对和验收方面的知识都超过一般人的水平,我希望能到地图出版社工作。”对方很客气地接待了他,但最后给他的答复却让他心里凉了半截:地图出版社现在并不缺人,尤其是校对人员。

刘仁军记不清当时是怎么走出地图出版社的大门的。他抱着地图出版社出版的地图看了整整5年,对这个地方也神往了5年,然而,15分钟不到,一个深藏心底的梦就这么化成了泡影。

刘仁军迅速地收拾好自己沮丧的心情,再次满怀信心地找到故宫边的北河沿街上的民政部传达室的大爷告诉他,民政部确实有…家地名方面的研究所,但不在部里,而在西城的二龙路地区。刘仁军一听,二话没说就直奔二龙路。

到了地名研究所,他找到所办公室,接待他的是办公室秘书处处长王明寰(后来才知道他还是全国地名标准化秘书处处长)。刘仁军生怕这一次也会像在地图出版社一样,对方只用15分钟就打发了他,于是,他拿出基尼斯证书说明来意,然后不等对方说话就直接瞎侃了一通,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无所不包,那意思分明就是在暗示对方;我确实有一肚子“货”,你们不要我你们就吃了大亏。

没想到,这一番表现居然效果显著。王处长笑着说:“既然你记得这么多地名,那么我考考你。”当时,王处长刚从新疆出差回来,便拿新疆的情况考了刘仁军一遍,刘仁军基本对答如流。处长又从黑龙江到海南,从上海到西藏将他一一“考问”,他都顺利过关。最后处长对他说:“明天再来,我将你引荐给我们的王际桐所长。”这一次“面试”用了近一个小时,走出地名研究所的时候,直觉告诉刘仁军:这一次毛遂自荐成功的希望很大。

第二天,刘仁军按时赶到了地名研究所。王际桐所长(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中国分部主席、国际欧亚学院院士、中国目前最具权威的地名专家)接待了他,并当场给他出了两道考题:一、把中国300个主要的山脉和河流说一下;二、将中国历史朝代表和各朝代发生的重要事件说一遍。小菜一碟!刘仁军很轻松地就把两个问题回答完毕。王际桐所长高兴地说:“小伙子,我们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留下来吧!”

2000年6月1日,刘仁军正式来到民政部地名研究所上了班,成为了地名研究领域全国级别最高最权威机构的学历最低的工作人员。从1995年离开学校钻进地理这行,到冲击基尼斯纪录成功,再到找到这份梦寐以求的工作,刘仁军用了整整5年时间。

如今,刘仁军在地名研究所校对地图,天天地图不离手,过着他盼望已久的理想生活。他的同事们都说他在地图校对方面是个难得的奇才。2001年12月,北京电视台的《特别关注》栏目还专门为他做了五分钟的节目,再现了他当初到地名研究所求职时,连续不断地背诵地名的情形。

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打工仔,成为了中国地名领域权威机构的专家,将人生的层次提高了一大截,毫无疑问,刘仁军庆幸自己当初选择了做一个“地理疯子”,而不是一个父母眼里的“乖孩子”。因为,如果当初他放弃了看地图的爱好,他就会跟后来的机会擦肩而过。那么,现在他很有可能还在乡下做砖瓦工。

从刘仁军的经历里,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每个人身上都可能潜藏着某种不为人知的天赋,它是上天埋在我们生命里的金矿。如果你能找到它,尽可能地发掘它,成功就只是近在咫尺的事情。

(苏忠华摘自《打工·知音》 2002年4月上半月刊)
(作者:朱 奕 字数:5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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