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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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人们视为“怪人”他是一家饭馆的老板,可他每天三顿就是一碗白面条,他的衣着打扮土得不能让他住在风雨飘摇的土屋里……一切只为了那些想上学的孩子初见刘景文,完全看不出他就是一家饭馆的老板。他皮肤黝黑,身体壮实,说

他被人们视为“怪人”

他是一家饭馆的老板,可他每天三顿就是一碗白面条,他的衣着打扮土得不能让他住在风雨飘摇的土屋里……

一切只为了那些想上学的孩子

初见刘景文,完全看不出他就是一家饭馆的老板。他皮肤黝黑,身体壮实,说话直来直去。他对记者说,在现在这个社会,很多人把钱、权看得太重,及有几个人肯跟他这个“乡巴佬”坐下来,耐心地听他讲那过去的故事。

小时候想不到的好生活现在实现了,所以我们全家对党,对国家有着深厚的感情

我是北京人,1947年农历3月生人,是在颐和园北边的骚子营土生土长起来的。我家出身是贫雇农,家中一贫如洗。我13岁就开始挑粪,那时干活比现在累100倍,一个月才挣18元,但那时的人们对党的热爱之情使得我们拼命地干活,常常干到夜里一两点。当时我家生活最困难,我赶过马车,养过鸭子,为了挣更多的钱,1976年,我又当上了装卸工人,6个人一天要装、卸八九十吨水泥,累得连骑车的劲都没了。

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一,这时我看到周围的邻居都做生意了,家境比我家强多了,我也想闯一闯。1984年初,我们在颐和园广场承包了一个商亭,卖汽水和面包。那时我们一个月能挣五六百元,孩子也穿上新衣服了,我们挺满足的。

我打心眼儿里感激党和国家,因为没有国家的新政策,我家恐怕到现在还在饿肚子呢。我就在心里想总有一天我要找机会报答祖国的养育之恩。

1985年这一年的夏天,河南驻马店地区发大水,我80多岁的老母亲在邻居家的9寸黑白电视里看到,在水中挣扎的、被解放军救上来的好多妇女儿童都是破衣烂衫,有的甚至光着身子。我母亲看后心里特别难受,就对我说咱们帮帮他们吧,我这儿还有钱呢。

我知道,我妈有5000元存款,那是以前她养的六七十头猪卖的钱,这是她的养老钱。但我妈说“我这么大岁数了,过不了几天人就死了,也用不着这些钱,你把钱取出来捐献了吧。”我取了这5000元,又拿出自己积攒的1万多元钱,又向亲戚、邻居借了1万元,凑在一起共25000元,把钱都买了服装,那时的衣服很便宜,装了两大包,比人都高,装了满满1辆卡车。我用大排笔在包上写下三个大字“首都情”。字写得不好看,但却代表我的心。

我知道,这1万多元借款我要拼死拼活干一两年才能还清。但是,这样的大灾也许几年才有一次,这是一个报答人民的机会。像我这样一个过去始终解决不了温饱的人,现在有吃有穿了,所以我们全家对党、对国家有着浓厚的感情。

有人骂我是守财奴,舍不得花钱。可我敢说,这些年我没错花过一分钱,我把钱全捐给了老区的孩子

由于颐和园广场改建,我又改行卖肉了。我花300元钱,把农业大学对面马路西侧的三间小土房买了下来,这三间房是私房,加在一起也不到30平方米。我到周围的村子里收猪,自己动手屠宰,检疫合格后拿出来卖。我卖的价格最低,人家卖一头猪就能赚100多元,我卖七八头猪才赚100多元。但由于我卖的肉质量好,价钱低,有的人甚至从10里地以外到我这儿来买,生意很火。不到7个月,我就把欠下的1万元还清了。

富了以后,我想去外面看看,上老区、上毛主席当年的长征路走一走。1988年夏天,我去了井冈山。

那几天,我在当地的山村里到处走到处看。有一天,我看见一座破庙前的露天地里,一个光着膀子的老师正在给学生们上课,我看着挺新鲜。我发现旁边几十米远处还有不少孩子,满脸是泥,也在远远地听课,他们都是交不起学费的。

这之后,我就跟着那些念不起书的孩子到家里去看,我一共去了10来家,最远的有20多里路,要走两三个小时。这些孩子的家里破烂得简直难以想像,身上穿的也不像是件衣服。我很有感触这些老区人民跟着共产党打天下,可是到现在还这么贫困,解放四五十年了,老区人还在受苦,我感到很羞愧。我当即就把身上带的2000元钱分给了10个失学儿童的家长,让他们把孩子送回学校。

这之后,我还去了一次延安,在志丹县转了100多里地。那里老百姓的生活更苦。我就找了志丹县一所条件最差的小学,我把身上带的6000元钱交给了老师,由老师再发给20个没钱念书的孩子,并且让每个孩子给我写一个收据,证明他们确实收到了。这些孩子有八九岁的,有十二三岁的,都没钱上学。我对他们说首都人民没忘记你们。我还说,将来我挣了钱,会再来的。从老区回来之后,我更是卖足了力气,拼命地干活,想多挣点钱捐给孩子。

1992年以后就不卖肉了,因为我卖不过外地人了,他们给猪肉注水,价钱就比我还便宜,我要是按这个价钱卖,每头猪就要赔100多块钱。老顾客还不相信我说的话,认为我卖的价高。于是我就把小店重新翻修,盖成了铁皮房,办起了“文云小吃店”。我卖的熟食是从国家肉联厂批发来的,合乎卫生标准,价钱也低,在当地生意挺火的,我就又开始资助老区的孩子。这一年的6月,我曾去过山东临沂地区,资助了8个老区失学儿童,给他们每人每年100元钱。这8个孩子在1997年上了中学后,费用又加到每人每年150元,一直坚持到现在,其中有一个孩子考上了大学。

1992—1996年,我还资助了8名大学生。这些学生刚刚考上大学,都出身于外地农村,家境贫寒。他们放学后,常常来到我的小吃店帮忙做工,等客人走后,他们把人家没吃过的剩包子、馅饼放在一起,拉上窗帘悄悄地吃。我知道后心里很难过,4年间就一直资助他们学费。

我和老伴儿上山捡破烂,到饭馆捡剩食吃,我们节省每一分钱,目的就是让孩子能多念一个字

1996年,北京整顿高校周边环境。农业大学周围的农贸市场都被撤掉了,我那暂时停业的小店也被拆除了。国家整治高校环境,我可以服从大局,但总得帮我找一块地方继续干下去呀。小店没了,就断了我的经济来源,我捐助的沂蒙老区的几十个孩子眼看就要失学了。

我成天心急火燎的,上百次地到各个相关部门请求支持。在区综合整治办,我含着眼泪说:可千万不能再让这些孩子失学了啊!老区的孩子还在受苦,他们吃不饱饭,念不起书。我的要求不高,只要批给我一块地儿,让我把小店再盖起来,为了这些孩子,累死我都认了!

区综合整治办的几位主任都很同情我,帮我奔走呼吁。但因为种种原因,批一块地过程太漫长了。

那一段时间,由于没有小店支撑,我和老伴儿只好每天早上4点钟就爬起来,去爬百望山、香山和颐和园,捡人家扔在山上的可乐瓶、易拉罐和纸箱子,捡回来卖钱。

我们舍不得花钱吃饭,身上带的窝头、干馒头吃完了,就到饭馆里捡人家吃剩的饭。我们节省每一分钱,目的就是让孩子多念一个字。就这样,在两年间,我们靠捡垃圾,咬着牙坚持寄钱给沂蒙山区的8名成绩优秀的学生,我们做了最大的努力了。

1998年5月,海淀区的领导同意我临时占用圆明园西路小清河车站旁边的一块地。这块地已经荒了二三十年了,垃圾堆成了山,旁边还有一个大水坑。我分别找到有关部门,盖了5个章之后,开始重建小吃店。我和老伴儿两个人没日没夜地苦干了3个多月的时间,在7名大学生的帮助下,清走了垃圾,填上了大坑,建起了一间105平方米的“文云小吃店”。我还特意做了一副旗杆,立在饭馆门前,我要让五星红旗永远飘扬在小吃店的上空,飘扬在我的心中。

现在,我又资助了山东平邑县岐山乡北大支坡村的38名小学生,看着他们寄来的照片和学习成绩,我的心踏实多了。

走进刘景文住的村,记者看到周围邻居的家都是高大宽敞的砖房瓦舍,而刘家却仍住在用泥土和石块垒成的低矮破旧的土屋里。西屋已经塌掉了,东屋也多处漏雨无法住人,院里长满了荒草,用刘景文老伴儿的话说,这房“晚上住可以看见星星,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

刘景文的家里,连个普普通通的大衣柜都没有,全部家当就只有3个箱子。刘景文的两个儿子,一个27岁大学毕业,一个25岁大专毕业,都已到了结婚的年龄。大儿子一连找了3个女朋友,都因为家里一贫如洗而告吹。孩子们几次哭着对刘景文说:“爸爸,您苦了大半辈子了,该享享清福了。”

刘景文对记者说:“我从小家里就很穷,我父亲去世时,除了400块钱债务外,没有留下什么。如果说要留,那就给他们留下一颗爱党爱国的心吧!”

(周娟摘自2000年9月29日《北京青年报》)
(作者:孟庆伟 字数:3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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