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命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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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那时候,我还住在上海,上海最东面的一条小弄堂里。我们这条弄堂,细算起来不过百八十户人家,却有四个残疾人,两男两妇。在我懂事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是夫妻了,而我也以为他们在一起是顺理成章的事。其中有一对夫妻是哑巴。男

时候,我还住在上海,上海最东面的一条小弄堂里。我们这条弄堂,细算起来不过百八十户人家,却有四个残疾人,两男两妇。在我懂事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是夫妻了,而我也以为他们在一起是顺理成章的事。

其中有一对夫妻是哑巴。男的长得极白净,嘴唇是少见的那种鲜红色。那时,我常常很疑惑,这样的嘴里怎么会发不出声音呢?

女的长得极美,不像普通的哑巴,因竭力发出一种嘟哝的声音而使脸部肌肉很紧张。小时候,我常想:上帝真是太残酷了。赋予她美丽的面容就不再赋予她美丽的声音。极美的女人是不是都不会说话呢?比如,安徒生笔下的那条“美人鱼”。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高音喇叭里每天是震耳欲聋的最高指示。哑巴夫妻生理上与别人有异,行为上就有一种求同意识,他们苦于不能像常人一样背“老三篇”、唱“语录歌”,每天回家后必工工整整的抄十页毛选。抄得手臂酸疼,丈夫便为妻子揉一揉,再把耳朵贴在她隆起的腹上,那时哑妻已经怀孕了。夫用哑语说:“孩子动得不厉害。”动得厉害了,也许就不会说话,需要借助身体的语言来表达,他们都这样想。

哑巴夫妇果然接连生了两个如花似玉的会说话的女孩。那时奶奶常常说,谁将来娶了哑巴的女儿,谁一定会好福气的。她们的父母前世里已经替她们受过罪了,她们会好命的。

哑巴夫妻要养活一双女儿非常不易,但我却从未看到过他们翻脸吵架,两人很恩爱。冬天,外面自来水龙头上结成冰,夫妇俩在月光下穿着雨鞋洗床单,一人拧一头,嘴角上始终挂着笑意。

艰难、寂寞、无法与人沟通的生活,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外界像一堵厚墙将他们隔开,墙内仅有的两个人反而靠得更近了。他们用一种旁人永远无法知晓的心的语言来触摸对方。

我那时候还真有点羡慕这一对哑巴夫妻。后来,读懂了点结构主义语义学的皮毛,心想,永远辞不达意被传播被曲解、再传播再曲解的语言,其实又有多少意义呢?由此生出许多怪诞的念头——比如,外星人一定是不会说话的。再比如,某一天人类吃了一种食物,顷刻间全部失声,从此,地球上就少了许许多多漫无边际的闲聊;少了许许多多因闲聊而生的琐碎与损耗。节省下的时间用于创造,无疑延长了生命。

还有一对年轻的夫妻,都是盲人。男的长得很高大,眼睛看不见却总喜欢睁得很大,似有一种熟视无睹的凛然之气。女的与他极不般配,渺小得像个脆弱的孩子。好在两人从不并肩而行,使那种不协调的感觉呈现出来。他们总是一前一后地走着,男的用明杖在前面开道,女的在后面跟着,中间有另一根明杖连接。早晨,出门上班,走在前面睁大眼睛的男人像个伟丈夫;身后的女人则总是微闭双目,现出一丝娇羞之态。男人就像是牵着一条温顺可爱的小狗。

每天有两次,在清晨和黄昏,几乎固定的时刻,他们从我们这条弄堂里穿行而过,形成一种不变的风景,如同一条温暖的河在我心中缓缓淌过。以至节假日,没有见到这一对盲人夫妻,街坊邻居都觉得少了点什么。

盲人夫妻每天都穿戴得很齐整,两个人的皮鞋总是擦得锃亮。我坐在小凳上,看着眼前四只永远簇新的皮鞋,心里泛起莫名的惆怅。他们虽然欣赏不到美好的世界,却还把这一份美带给这个世界。

这是我见过的两对非常相爱的残疾夫妻,我常常为他们那一种知命适命且随遇而安的散淡而感动。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反抗命运的能力的。如果无力反抗,那么,安然坦然地接受命运的安排,自在自得地度过每一天,不也是一种力量的体现吗?残疾人尚且如此,何况我们健全的人呢。

也许,说这些话时的我,已经老了。

(王涛摘自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百年美丽》一书)

(作者:冥 子 字数: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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