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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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的父亲叫乔治·尼高里。在瑞士,甚至整个欧洲,提起尼高里先生,可谓大名鼎鼎。不过,这个尼高里先生不是家父而是我的弟弟——曾两次进入太空的第一位欧洲宇航员。此外,还有位尼高里先生也很有名,蜚声于世的雀巢咖啡公司大楼

我的父亲叫乔治·尼高里。在瑞士,甚至整个欧洲,提起尼高里先生,可谓大名鼎鼎。不过,这个尼高里先生不是家父而是我的弟弟——曾两次进入太空的第一位欧洲宇航员。

此外,还有位尼高里先生也很有名,蜚声于世的雀巢咖啡公司大楼便是由他设计的,此尼高里先生是我的哥哥。

哥哥和弟弟构建了父亲的梦。

而今,父亲八十七岁了,回首往昔,他也曾有过辉煌的业绩:他不仅是瑞士军队的高级将领,所居城市的大法官,而且也是一位土木工程专家,瑞士一些重要的公路,桥梁,巨型建筑多出自他的手笔。但最令父亲骄傲的不是这些,而是他的小儿子登上太空,成就了父亲乃至整个尼高里家族几代人的梦之壮举。

他有酷嗜天文学的家风。父亲、祖父、曾祖……不仅仅辨识一些星座而已,而是窗前摆着一幅天文观测镜,每天晚上观测,记录、取数据……寒暑不辍,以至他常常纠正天气预报,如电视说明日晴天,他会说上午有阵雨,往往言中。

天文而外,其植物学知识也极为广博,他几乎道得出阿尔卑斯山所有植物的纲目科属来。

父亲是地道的阿尔卑斯人,有着不折不扣的重男轻女思想,他差不多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我的兄弟。

记得弟弟很小的时候,父亲就陪着他熬夜叠飞机,第二天再驱车大老远地去参加投掷比赛。这是一项富有阿尔卑斯特色的传统竞技项目,不分男女老幼,各持自制的飞机,在山巅投掷,看谁的样式新,升得高,驶得远。通过这项活动,弟弟对宇航热情倍增,一时间,绘图、取材、制作、油漆……偌大一个家庭俨然成了一个飞机制造基地。我和哥哥虽对此兴趣索然且强烈抗议,无奈弟弟有父亲作后盾,加之不时用一些淘汰的机型收买哥哥,势单力孤的我便只有忍气吞声的份儿了。

大约在七岁的时候,弟弟对天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天晚饭后,一个人坐在窗前痴痴地凝望星空,眼见家风可传,父亲自然倾囊相授,不久,弟弟就能辨识大部分星座。

夏天来了,弟弟对萤火虫十分着迷,为了培养其进一步探讨的热情,公务之余,父亲苦研昆虫学,这样,萤火虫如何发光、联络、觅偶、躲避天敌都有了详实的答案。

高中毕业后,弟弟本可进苏黎士大学,那里的五万名毕业生中,至今已有二十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可弟弟选择了日内瓦大学物理系,因那里有一架最先进的天文望远镜。不难想象,父亲对其选择何等赞赏。在他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也到了入伍的年龄,这样,弟弟选择了瑞士空军,志愿成为一名飞行员,这更让行伍出身的父亲兴奋不已。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弟弟倒并非喜欢军队,纯粹是为了有利于研究,这是父子间的不同之处。

有一个小插曲亦值一叙。由于参加空军需父母签字,而家母素不喜冒险之举,为了打动母亲,感情一惯深藏不露的父亲居然破天荒地献上了象征爱情的玫瑰花。一定是功利目的太强了,弄巧成拙,使得母亲不喜反怒。不过,她最终尊重了弟弟的选择。吃一堑,长一智,此后,每有重大决择,父亲就提前送花,可谓煞费心机。

三年后,弟弟成了大学物理教授,并继续在军队服役(瑞士乃常备役制,成年男性每年均须服数周兵役,农夫、工人、教授、银行家、甚至国家主席同在一个营房受训乃家常便饭)。此时,美国宇航局向欧洲发出邀请,希望他们选派宇航员到美国受训,共同开发宇宙空间。如德国是个大国,有六个名额,瑞士乃小邦,只有一个名额,应征者却有一千余人。由于弟弟既是物理学家,又是训练有素的飞行员,自然顺利人围。摆脱大气的束缚,进入无艮的太空,穿梭于灿烂的群星之间……父亲的振奋绝不在弟弟之下,所不同的,弟弟已成年,不再需要父母的签字了,不过,心绪尚佳的父亲照例给母亲呈上了红玫瑰。

过去的两年,弟弟两次进入太空,每次都由我陪同父亲前往德克萨斯面晤弟弟。由于宇航员生活在真空里,我们只能通过显像电话互致问候,最终,算是会了面——隔着宽敞的密封玻璃,一道喝了杯咖啡。而训练舱里,一意大利宇航员正憋得满脸紫涨,干呕连连。父亲已是八十五岁的人了,看着即将远飏的弟弟,只是轻轻地挥了挥手,唇边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中国古诗说的“此时无声胜有声”,大概就是这种情形了。

由太空返回地面,弟弟一时成了媒体报道的热点,祝贺、慰问、邀请的信函雪片般由四面八方飞来,实在令弟弟应接不暇。这时,身为高级将领、大法官、著名土木工程专家的父亲竟悄悄买了一台电脑,做起了弟弟的私人秘书,就差向我这个秘书学校毕业的女儿求助了。

现在,谈谈我和父亲的关系。

在传统方面,父亲无疑是太传统了。就因为我是女儿,中学毕业后,就禁止我读大学。即便在中学,尽管我的成绩不比哥哥、弟弟差,受到赞赏的也只是针黹烹调课。一旦听说我要读大学,且是政治学专业,便表现出不悦了。以他的看法,女人识字、嫁人、生儿育女才是正理,中学毕业就顶天了。最后,由母亲出面,作为妥协,他才勉强同意我继续读书,但是有条件的,即只能读秘书学校,在他心目中,这是职业妇女的最高境界。那时,美国的女性解放运动已是如火如荼,瑞士尚未起步。秘书学校毕业后,我提出要到美国学习,父亲气得说不出话来,要知道,在传统欧洲人眼里,美国文化无疑于洪水猛兽,即便今日,亦不被认同。不仅如此,我甚而提出,赴美之前,先游历东欧。那时,正值冷战高峰,“造访那些社会主义国家?天啊!”父亲痛苦地蒙上了眼睛。显然,我在父亲那儿讨不到一个子儿。感谢父亲的远见,我在雀巢咖啡公司做了三个月的秘书,经济上小有自立,便决定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同时,母亲明确表示,她会用自己的积蓄帮助我。母亲是一位牧师的女儿,富有艺术天赋,小时候,限于家境,无法一展才华。她认为,我应该有理想,而且要按照自己的理想去生活。

十年前,我又决计学中文,父亲笑得前仰后合,晚餐桌上,他示意大家肃静:“现在,我有一个重大新闻要发布:弗朗索娃疯了,因为她要学中文。”前年,当我展示了毕业证书及译著,他又坐在餐桌前发话了:“费朗索娃真的疯了,她居然毕业了!”

就在我中文系毕业前夕,也是弟弟进入太空之前,母亲离开了我们。一天,我陪父亲在林间散步,他忽然停下脚步对我说:“弗朗索娃,你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也改变了我对世界的看法,我和妈妈一直为你而骄傲。”

现在,父亲每天骑自行车买东西,还到山上滑雪。一天,他把孙儿辈召集起来,严肃地说:八十岁,生活刚刚开始。

(小粟摘自1997年4月16日《中国财经报》)

(作者:(瑞士)弗朗索娃 字数:2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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