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铮:爱心本来无国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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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大多数人关注着房市和股票,抱怨着肉价和足球的时候,却有那样一个组织、一群人,甘愿放下自己的优裕生活,向身处绝境的陌生人伸出援手……1971年,屠铮出生在桂林,父母均为医生,参加过抗美援越的医疗志愿工作。14岁那年,母

当大多数人关注着房市和股票,抱怨着肉价和足球的时候,却有那样一个组织、一群人,甘愿放下自己的优裕生活,向身处绝境的陌生人伸出援手……

1971年,屠铮出生在桂林,父母均为医生,参加过抗美援越的医疗志愿工作。14岁那年,母亲去世,弥留之际,还拉着女儿的手教她如何做手术。

1990年,屠铮从北京四中保送进北京医科大学,之后硕博连读。2001年9月,她再赴香港科技大学生化系攻读理学博士。就在这里,屠铮第一次听说了MSF(无国界医生组织),该组织是由一些法国医生1971年在巴黎创立的。1999年,MSF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获奖理由是“他们专业地、有效地帮助那些遭受苦难的人。代表那伸出来的援助之手,进入一切冲突和混乱之中。”这个独立的人道救援组织认为自己存在的意义,不仅在灾难前线用“绷带和缝线”救死扶伤,更以亲眼见证苦难、揭露罪行、为无辜的受害者寻求正义为己任。

屠铮的表弟曾在MSF服务多年,是内地最早从事海外志愿救援工作的后勤人员。一次,他途经香港,就热情地鼓励屠铮:你是学医的,要是来MSF,会帮助到更多人。屠铮未置可否,当时她的首要任务是完成学业。毕业后,屠铮来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担任妇科主治医师。

表弟没有放弃。2006年秋,他又一次问屠铮:“你准备好了吗?”屠铮决定试一试。她认为这将是一段宝贵的人生经历,而此时她也正处于人生的一段低谷,希望借此振作起来。屠铮向MSF投了简历,2006年11月接到电话测试,考查她对MSF的认识以及医学专业水准。2006年12月底,她赴香港面试。

2007年3月,屠铮接到MSF的正式通知,赴利比里亚执行为期半年的医疗任务。对她而言,这是人生的一次远征。

热爱自由让我们来到这里

“热爱自由让我们来到这里”,这是利比里亚国徽上面的一句话。

1989年,利比里亚爆发内战。这个面积略大于中国江苏省、一度富庶的国家遭遇了惨绝人寰的人道危机。利比里亚共有300万人口,长达14年的战乱导致20多万人丧生,上百万人流离失所,8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在激战正酣、利比里亚民众与外界完全隔绝之际,MSF救援队首先进驻,为战争受害者提供紧急医疗救援。14年后,战争停止,当全球传媒和国际焦点转移视线,MSF仍然坚持留下来,参与战后重建。

屠铮是其中唯一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志愿者。当时,她所到达的那片“神奇之地”几乎一片焦土,是联合国公布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截至2007年8月,利比里亚注册医生仅121人,婴儿死亡率为15.7%,幼儿死亡率为23.5%,孕产妇死亡率为0.79%,均为世界最高。这意味着,近3万人才平均有一个医生,而10个孩子中大约有三四个会夭亡。在这里,孩子通常先按出生日取名,从星期一到星期日。一个星期后还活着的孩子,才会取一个正式名字。而幸存下来的孩子,“星期几”就成为他们的昵称。

利比里亚属于热带气候,年降水量超过5000毫米,素有“非洲雨都”之称,不仅衣服晾不干,连手术服的扣子都会锈住。屠铮和同事不得不在后背上贴块胶布,代替扣子。这里年均气温25摄氏度,旱季会达到40摄氏度。除了必须保证手术室和药房的清凉,医院没有能力再安装空调,到处苍蝇飞舞,挤满毫无保健常识的孕产妇,以及被烧伤、烫伤的孩子。当地孕妇根本做不到定期产检,近一半妇女在家中按照民间传统方式接生。好不容易闯过鬼门关,忙着糊口的父母又疏于照料,孩子常会被热油烫伤,甚至掉进开水锅里。

一次,有位当地妇女来到屠铮所在的Benson医院分娩。正常生下了一个男孩,发现肚子里还有胎儿,医护人员便采取剖腹产,结果接引出来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孩子。从未做过产检的妈妈,根本不晓得自己怀了三胞胎。

MSF开办的医院完全免费,而需要救助的人太多,只能提供最基础的医疗服务。这里甚至没有一台X光机,唯一的B超机就是宝贝。进院伊始,屠铮就不断被告知,MSF拥有B超机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如果坏了,就再也不能补充了。

这个中国女人真能干

充分利用人力物力资源,这是屠铮在MSF里最大的感受。利比里亚较大的国立医院有七八张产床,一个月最多接生200个孩子。而Benson医院只有3张产床,一个月差不多要接生400个孩子。

MSF给大家配备手机,有急症可以打电话呼叫医生。对于屠铮他们来说,绝大多数夜晚都要出诊;前半夜被叫醒是幸福的,后半夜被叫醒就只能在医院里熬通宵。有一次,屠铮曾连续工作了36个小时。

后来,共事的外科医生结束任务撤离,屠铮只好独自顶了整整一个月,一人做了60多例剖腹产,有时一天要做七八个手术。

累倒不怕,屠铮最怕的是无能为力。刚来利比里亚遇到一位产妇大出血,造成凝血障碍。在有限的医疗条件下,屠铮做了所有能做的事情,还是止不住血,急得她当场失声痛哭。同事们纷纷安慰她,他们告诉屠铮,有些事情你能做,就尽力去做;有些事情做不了,就要承认做不了,尽力就好。

药物、器械匮乏,与死神拔河式的挑战就接连不断。6个月中,屠铮眼睁睁送走6个孕妇,还有数量更多的孩子—比她过去从医10年见证的死亡还要多。

每当这时,屠铮就会不开心,最激烈的反应就是不说话,于是整个手术室一片沉寂。同事们都明白这种沮丧,通常会陪着屠铮聊会儿天,让她慢慢平静下来。

一个阴郁的下午,屠铮与来自菲律宾的外科医生合作,准备做一个子宫切除手术。病人远道而来,病情相当严重。在这样简陋的环境中,假如手术后出现并发症,将有致命危险。外科医生建议她放弃,屠铮却坚持要试一试。手术室里,当地护士和麻醉师沉默不语,静静地听他们讨论,但屠铮看到了他们期待的眼神,她终于说服了外科医生。幸运的是,手术成功了。

除了做好诊治工作,屠铮开始训练利比里亚员工。她先挑出脑子最灵光、一点就通的护士,教会了最聪明的,再由她们去转教别人。屠铮先是自己在一边看着,做好准备有事就上;随着护士们的水准提高,她渐渐放手。护士们逐渐可以独立操作了,这是屠铮在利比里亚感到最得意的事情。

十几个国际志愿人员之外,Benson医院还有近300名利比里亚当地员工。他们一致认为:“这个中国女人真能干!”

在屠铮心目中,最大的酬劳莫过于病人的康复和同事的认可。屠铮觉得那是她生命里最明亮的阶段,因为知道自己每天在做什么,每天都有意义。

世界是一个大家庭

屠铮第一次出国行医,第一次踏上神秘的非洲,与来自不同国家的同事一起工作。工作时,大家都不怕苦、不怕累,全情投入。一些来自发达国家的志愿者,“什么都不缺,什么都不愁,就是想用自己的专长帮助别人。”一位与屠铮很要好的新西兰护士,曾经获得过国家奖励,在MSF服务很多年。她的职责是管理护士,同时负责阻断HIV母婴传播项目。她对医师管得很严,比如谈话必须签字,必须保护患者隐私。虽然有当地员工不以为然,但她坚持要做到规范。Benson医院的队长则是一位30多岁的美国女孩,来非洲7年了。她曾经参加过绿色和平组织,后转入MSF做行政管理,非医学科班出身的她,如今对医疗救助已经颇有心得。

2007年10月,屠铮重新回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岗位上。至今,她仍怀念非洲之旅所收获的一切,包括病人和家属全身心的信任,以及无与伦比的成就感。屠铮当初加入MSF的初衷更多是为了自救,可她救自己的时候也救了别人。她只是撑船过去,结果有一批人搭着她的船上了岸。屠铮从此不再觉得一切都来得理所当然。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对MSF感兴趣。百度专门成立了一个“无国界医生吧”。MSF广州代表处与全球各地的办事处一样,有很多义工前来协助工作,也有大学生趁着暑假每天来当义工。

一个刚刚富裕的国家,人们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温饱和经济状况,这无可厚非。但随着时间流逝,人们会发现自己应该看到更多,无论发生在身边,还是在遥远的国度。因为世上绝大多数的贫穷、痛苦与不公正,都发生在远离我们视线的角落,而他们都是我们的同类。对心中充满爱的志愿者来说,人永远比钱重要。从长远来看,志愿者们不仅提供了服务,而且播撒了希望的种子,这样的力量会源源不断地生长出来。

(陈凡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第6期)

(作者:罗雪挥 李 楠 字数:3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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