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遇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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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1959年春,我还不满19周岁,没有考上大学,在家“待业”。一位在南昌讨生活的高中同学,来信叫我去一所职工业余中学代课。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一张从上海直达南昌的火车票,赴任去了。车厢里旅客少得出奇,好像只见到两位比我年

1959年春,我还不满19周岁,没有考上大学,在家“待业”。一位在南昌讨生活的高中同学,来信叫我去一所职工业余中学代课。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一张从上海直达南昌的火车票,赴任去了。

车厢里旅客少得出奇,好像只见到两位比我年龄略大的上海青年,他们是铁路系统的职工。我问他们南昌的上海路怎么去,说是一个新工业区,有公交线路。

我想,只要找到公交站就好办了。没有想到,他们帮我拿着行李,和我一起上车,和我一起下车,一直把我送到学校。我与学校的人见面后,他们两人转身就走,没有喝一口水,也没有容我送他们到公交车站。从此告别,谁也不知道谁是张三李四。

1968年,“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

我妻是1966届大学毕业生,因为“文革”,两年后才正式分配工作。是离成都100多公里的某县,是离县城20公里的一所公社中学,报到后就步行50里去农场劳动。于是,用不了多久就理所当然地病倒了。我是接到他们单位通知“病危”的电报,从天津到北京到成都到县城的。火车、汽车,日夜兼程,到了县城,傻眼了。从县城到学校没有公交车辆。我这个上海人终于第一次知道了20公里路是多远—“马不停蹄”地走了四个小时。

守护了一个月不见缓解,我却必须返回天津。于是决定送她回上海的父母家中去治病。

20公里路是两位农民用“南霸天”坐过的那种滑竿,当然要简陋得多,把病人抬出来的。

那时从成都到上海,必须在西安转车。在火车上,邻座是一位上海人,毕业分配在绵阳工作。“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是我在那个没有诗意的时代不自觉地常常会冒出来的诗句,所以与这位老乡一见如故。

到了西安站,他先下车去排队签票与登记旅店,我背着病人慢慢出站。我们到了站外,他已一切办妥。在旅店安顿好我妻,我与他上街看看西安。路上有农民模样的人拿活鸡换粮票,他用8斤全国粮票换了一只母鸡。那时在上海,过年才每户供应一只冻鸡,你就不难推想一只活鸡的价值了。

到了蚌埠,他说要去安徽母校看看。临走把母鸡留给我,说在那里再搞几只鸡都不是难事。我们就此匆匆分手,竟来不及留个地址。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因患胃疾而十分消瘦、乏力。一次去宜昌开会,火车应在半夜12时到达,误点了两个小时。东道主是宜昌师专,通知上没有写明报到地址,站外也没有出租车。这时一位中年人走来,让我在这里等一下,他去站里打个电话。这是我在车上认识的宜昌武警支队的支队长。

他打电话通知部队,很快来了一辆桑塔纳。他让先去宜昌师专。校门紧闭,他叫醒值班大爷,说明情况就带我进校寻找。他坚持为我提包,并在前面带路,像是我的勤务员。好容易才找到招待所,服务员说会议安排在校外,但今晚可在此暂住,支队长这才与我握手告别。望着他快步离去的背影,我心头涌起一股热流,温馨、感动,还有点儿受宠若惊。在他来说,或许是出于对一个长者、弱者的关爱,或许是出于对教师、学者的尊重,或许是当地部队的长官对一个远方来客所尽的地主之谊,或许都有,或许什么也没有想,但他确实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做了。

中国人讲究“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实际上人的一生中得到他人的恩惠,应不可计数,根本难以尽报。你如果有心,就以同样的善良人性去对待他人吧!

(芮华一摘自2008年4月20日《今晚报》,张弘图)

(作者:夏康达 字数: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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