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日本“良民”进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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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的日本朋友AD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即日本经济起飞以前,由于营养不良而个儿矮,仅1.63米。他出生在北海道一个农民家庭。上大专时开始学中文,在导师的指引下,他在大阪一家书店工作了几年,积攒下银两,为了到北京留学。做店

我的日本朋友AD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即日本经济起飞以前,由于营养不良而个儿矮,仅1.63米。他出生在北海道一个农民家庭。上大专时开始学中文,在导师的指引下,他在大阪一家书店工作了几年,积攒下银两,为了到北京留学。做店员的记忆并不怎么愉快,按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每天至少得鞠好几百个躬。”

北京,他与自己的文化拉开距离。我能想象一个日本人在中国混久了的那股子舒坦劲儿,可迎风打哈欠,自由自在伸懒腰,穿着背心满大街溜达。北京语言学院毕业后,他死活要留在北京。

我跟AD相识于80年代初。在人大读书的朋友正学日文,时常组织郊游,AD也被捎了进来。

那些漂亮潇洒聪明伶俐的,纷纷从友谊的离心机甩出去,只有老实巴交的AD留下来。正赶上他手头拮据,于是比他穷十倍的我们发出了邀请。“多添双筷子而已。”这句中国人的客套话撞上了个实诚的北海道农民,一到周末开饭,他准时出现在门口。

我们家还有另一位常客AL。她离婚携子,在北京某公园游船部勾船。要说这活儿不易,要把那些等待靠岸的特别是满载爱情的小船勾回,可她却怎么也无法为自己勾到这么一条船,难免心生凄怨。AD与AL在我们家认识了,孤男寡女,难免有非分之想。

1982年初夏,我们带上AD与AL一起去白洋淀

当时对外国人来说,北京20公里以外就是禁区。好在北海道农民与河北农民外貌差别不大,买火车票又不查证件。在永定门火车站排队上车时,我看到AD眼中火星般闪耀的惊恐。对一个日本良民来说,这风险是大了点儿,一旦被发现可以间谍罪论处。

到了白洋淀,我才意识到形势严峻:白洋淀原是抗日根据地,打日本鬼子成了当地人聊天的永恒主题,AD的身份一旦暴露会有生命危险。好在老百姓没出过远门,我们把身材矮小口音浓重的AD说成是广东人,众人不疑。只有一次,给我们棹船的小三突然瞅着AD说:“我怎么越看你越像鬼子的翻译官?”把AD吓出一身冷汗。他会摔跤,在和当地小伙子比试时,那架势完全是日本式的—骑马蹲裆,用力时还发出嗨依嗨依的怪叫。好在年代久远,游击队的后代们已无从辨认。

晚上我和AD睡在同一土炕上,入睡前东拉西扯。我说到人生的完整以及感情生活的必要,说到勾船与爱情属性的相似。只见他在暗中眉头紧锁,连连点头。

从白洋淀归来,两人已出双入对,AL喜上眉梢,AD呵呵傻笑。不久传来订婚的消息。谁承想节外生枝,这婚事遭到女方家里的强烈反对—原来她爷爷就是被日本人杀害的,父亲又是抗日游击队队长。这是世仇,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根源。朱丽叶的父亲放话说:“嫁谁都行,打死也不能嫁日本人。”让北海道的罗密欧傻了眼,不会甜言蜜语,他在朱丽叶家的床头盘腿呆坐,像一片茶叶那样无辜。这实诚的攻心术外加强势的日本电器,游击队长终于松了口。罗密欧与朱丽叶终于有了后现代的版本。

(黄勇摘自《青灯》,江苏文艺出版社,刘展国图)

(作者:北 岛 字数: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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