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延百年的青年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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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青年,是一个年龄群体、年龄阶梯。中国以前对人有“老少”之分、“大小”之分,也有“孩子”、“壮年”,但几岁到几岁是婴儿、幼儿,几岁到几岁是童年、少年、青年,然后是中年、老年,这些都是近代开始一步一步地规范的。因为民族危机,近代

青年,是一个年龄群体、年龄阶梯。中国以前对人有“老少”之分、“大小”之分,也有“孩子”、“壮年”,但几岁到几岁是婴儿、幼儿,几岁到几岁是童年、少年、青年,然后是中年、老年,这些都是近代开始一步一步地规范的。因为民族危机,近代的教育体制在近代工业系统形成之前先建立,所以中国最初形成的“年轻人”群体实际上是青年学生。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一开始便赋予中国的年轻人很多的意义,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年轻人身上,中国的年轻人必须承担,留学生必须救国。从那时开始,“青年”作为一个特殊的角色类别概念,慢慢在中国被建构起来。

在此后新文化运动过程中,年轻人自己参与建构,青年导师(譬如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也同时出现,来规定意义,完成了第一个“青年”意义结构化的过程。到五四运动,这个结构基本成形。五四运动时,它在社会上得到了承认,各种社会群体,大家都认识到这个角色类别在中国的重要性。

“五四青年”是中国青年的标准模型,它讲民主、讲自由,扮演的是拯救中华民族的神圣角色、肩负的是民族存亡的神圣使命。但是“五四青年”也要自己作为年轻人的权利,他们要婚姻权,要经济独立权,要突破父权,摆脱家庭和家庭伦理的束缚。

“五四青年”到后来演变为“抗日青年”、“进步青年”、“民主青年”,到1949年以后成了“革命青年”、“现代青年”。新青年的时候有年轻人离家出走,批判孝行,这在当时受到社会很大的反弹。但是后来民族危机爆发,全社会救国之时,这些“新青年”突然扮演了救国者、拯救者的角色。“五四运动”一发生,社会马上就认可他们。社会因此开始修改“青年”的意义,社会期待也开始发生变化,希望“青年”就是这种激进青年,希望他们担当国家命运。

但另一方面,角色的承担者和扮演者,也会跟社会发生互动,他们也有自己的愿望和动机,并参与了意义的修改。“青年”的意义结构不是单方面地由社会的结构性来规定的,而是角色的担当者与社会互动的结果,它会发生改变。在这种互动中,“青年”这个神圣的角色类别在中国存在了将近100多年,从早期的“非孝”,到现在年轻人的非“非孝”(回家论),年轻人在不断地改变社会对年轻人的角色规定、期待。为什么中国的青年在某个阶段会有强大的、群体性的行动,而在另外一个阶段他们和社会的关系又发生变化?如果青年们想修改“青年”的意义,不愿意承担社会的角色期待,年轻人群体、青年群体与社会就会有摩擦、冲突。而当他们特别顺从的时候,社会对这些年轻人的回报就可能特别多。

青年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激进文化运动担当者的角色,在历史的救亡运动中适应了广大民众的期待,承担了对国家民族的一种使命(这是所谓“青年”角色最为核心的部分),所以,中国青年在中国近代史上地位特别高,这是社会给的回报。罗素曾讲到,在西方近代历史上有过青年崇拜。青年崇拜是近代世界历史上一个普遍的现象。对新的生命力的崇拜与产业化有关,工业大机械生产需要新型的劳动力,需要年轻人担当特别的社会角色。在中国,青年地位特别突出,因为它后来改变了国家的命运。

(刘红英摘自《南风窗》)

(作者:陈映芳 字数: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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