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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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小孩子看电视,他对形形色色的剧中人弄不太清,因此他采用一种简单的标准—“是好人,还是坏人?”大人只要说“是好人”、“是坏人”,小孩就心满意足了,大人也觉得省事。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有点儿头脑的大人,就知道“好人”、“坏人”

小孩子看电视,他对形形色色的剧中人弄不太清,因此他采用一种简单的标准—“是好人,还是坏人?”大人只要说“是好人”、“是坏人”,小孩就心满意足了,大人也觉得省事。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有点儿头脑的大人,就知道“好人”、“坏人”可没那么简单。

孔夫子是研究这个问题的人,他把人做了分类:有圣人、有仁人、有中人、有上智、有下愚,等等,但他研究得显然不仔细。直到班固在《汉书》里做了“古今人表”,把人分成九类。

班固在“古今人表”前面说:

“可与为善,不可与为恶,是谓上智。”

“可与为恶,不可与为善,是谓下愚。”

“可与为善,可与为恶,是谓中人。”

班固从这三大类中,“以列九等之序”,分出九类,从善恶问题中,判定好人坏人的程度。形式上固然比“二分法”仔细,但他仔细的标准,却是荒谬的:例如伏羲、唐尧、虞舜是先生级的,就变成上上圣人类;而女娲、女皇、娥皇是太太级的,就变成上中仁人类,这是哪一门子的标准?比干是上中仁人类,而关龙逄是上下智人类,这又是哪一门子的标准?周武王的两个儿子是中上类,而周公的七个儿子是中中类,这又是哪一门子的标准?……

班固的“古今人表”虽然荒谬,但从这两千年前的中国人的意识形态里,我们仍可过滤出不少“中国式好人”的检定标准,这种检定标准是:

第一,道德标准—道统中的圣人是上上的好人,与圣人冲突的,不被谅解,所以老子、墨子、告子都贬到中上类。“非圣无张”是坏人干的事,一个人只要口口声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打着这种招牌,就被目为好人。

第二,愚忠标准—愚忠被目为好人,所以箕子、比干、关龙逄、伯夷、叔齐、屈原、豫让等都晋入前四类。

第三,孝子标准—孝子被目为好人,由虞舜以上上圣人领头,延伸为“求忠臣于孝子之门”。

第四,大臣标准—大臣被目为好人,延伸为大官被目为好人,可以“作之师”,可以颁奖“好人好事”。

第五,美女标准—跟美女有瓜葛的,不被目为好人。连带美女也一视同仁。

这五种标准,都是有问题的:试看道统标准下,出了多少大奸巨恶?愚忠标准下,出了多少鹰犬走狗?孝子标准下,出了多少公孙弘式的坏蛋?大臣标准下,出了多少扶同为恶的权奸?美女标准下,出了多少被歪曲的中华儿女?

“中国式好人”标准,常常出不来好人而出来伪君子,出来坏人和乡愿。因为,真正的好人往往是不合乎道统标准的(像李贽),不合乎愚忠标准的(像晏子),不合乎孝子标准的(像匡章),不合乎大臣标准的(像陶潜),不合乎美女标准的(像文天祥)。李贽特立独行,七十多岁,在牢里自杀殉道,谁比得了这个“坏人”?晏子不死君难,临大节而不可夺,谁比得了这个“坏人”?匡章全国说他不孝,孟子说他是天下大贤,谁比得了这个“坏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看不起做官的,不肯做坏政府下的公务员,谁比得了这个“坏人”?文天祥生活奢侈,又好美女,在生死关头,从容就义,谁比得了这个“坏人”?

古往今来,中国人的“平均公民”并不是很够水准的,原因就在好人的标准出了问题。

真正的好人,必须是大智大仁大勇的、狂狷的、特立独行的,“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的、“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真正的好人绝不是伪善的、乡愿的、八面玲珑的、整天讨好人的,真正的好人绝不投靠在强梁的一方,真正的好人绝不向社会降格取媚,真正的好人绝不在乎被斗臭斗倒、被下狱、被栽诬。真正的好人是大丈夫。

(符郁摘自《昨日以前的星光》,

北方文艺出版社,由旭生图)

(作者:(台湾)李 敖 字数:1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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