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我是19世纪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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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8年5月9日22时40分,在上海瑞金医院的病房里,元化先生静静地走了。先生离去的时候,身上披盖着斧头镰刀的党旗。他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是烽火连天的1938年,还是在充满血腥的上海沦陷区。先生是在“一二·九”运动中,怀着

2008年5月9日22时40分,在上海瑞金医院的病房里,元化先生静静地走了。

先生离去的时候,身上披盖着斧头镰刀的党旗。他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是烽火连天的1938年,还是在充满血腥的上海沦陷区。先生是在“一二·九”运动中,怀着一腔救国热忱投入革命,属于“老派共产党人”。老派共产党人—一生恨爱,统统融化于其间,他们对党之荣辱、理想之执著,难以为后人所理解。

先生不仅“老派”,有滚烫的理想,而且有独立的意志和理论的思考。先生从属的地下党江苏文委,是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书记孙冶方,副书记顾准,有理论,有思考,皆是领先时代的党内大知识分子。先生是幸运的,一加入革命,便在这样一个充满理论修养的氛围中熏陶成长。江苏文委,对于年轻的他无异一所大学,塑造了他一生的人格。先生是共产党员,但在他看来,自己也仍是一个知识分子,是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共产党人。

年轻时候的先生,有一种英雄情结,喜欢读尼采、鲁迅、罗曼·罗兰,他相信,这个肮脏的世界要由具有超强意志力的摩罗斗士来拯救。当年他喜欢的人物是鲁迅,从沦陷的北平出逃,什么东西也来不及带,唯独藏着一幅自描的鲁迅小像,那是他心中的偶像。他最喜欢读的书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倾倒之至,觉得这位理想主义者的言行举止,都代表了批评的正义和艺术的真理。先生青年时文章就写得很好,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在党内小有名气。他少年得志,恃才而骄,解放初期的同事这样形容他:有一股凌人的盛气,很飙。

1955年一场反胡风运动,将先生卷进旋涡。两年多的隔离审查,到处是冷漠的眼光和严厉的呵斥。他后来回忆说:“我的内心发生了大震荡,过去长期养成的被我信奉为美好以至神圣的东西,转瞬之间被轰毁了。”在隔离审查期间,他读了很多书,不再是英雄列传,而是哲学名著,从毛泽东、列宁到马克思、黑格尔,逐一回溯,返归原典。人生的挫败与哲人的智慧,让他变得沉思,从一个激进的文学青年蜕变为具有深邃反思力的思想者。

90年代初是先生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那段时间,原本热闹非凡的客厅冷落了许多。先生远走南国,在珠海白藤湖畔隐居了一段时间。那段日子,先生在给我的信中描绘了他的心境:“我在此与外界隔绝,如居世外。我还是童年时享受过这种宁静。住处前有一小庭园,铺着草地,种着花木,在风和日丽之际,坐在草地上,仰望上空,白云苍狗,使人的心也去掉了浮嚣,变得宁静起来。”

先生晚年发表的著述,偏爱用“思”与“反思”二词。他将反思视为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视为自己的生命本性。反思对于他而言,不仅是一种思考方式,还是一种生活的方式。这种方式未必不是痛苦的,因为反思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自己。

他喝着“五四”的乳汁长大,其思想和人格深处,充溢着启蒙的精神。不过,白藤湖畔的孤独沉思,令他对20世纪激进主义造成的时代悲剧产生了警觉,并苦苦寻求其历史上的思想渊源。

可惜的是,先生的“悟道”有点儿晚了!特别是过了80岁生日,身体更是每况愈下,经常住院,各种疾病和痛苦折磨着他。先生再也无法写出大块的文章,只能通过随笔、访谈、口述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最新思索。他又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每段文字都要逐字推敲,反复斟酌,寻找最恰当、最完美的表达,近乎达到苛刻的程度。他的晚年,文字不多,但字字珠玑,凝聚着全部心血。

晚年的先生,心境常怀苦痛。身体的痛苦尚在其次,真正折磨他的,是精神上的忧患。他在给学生信上说:“记得鲁迅晚年曾给一位青年写信说:‘人生实在痛苦’,诚哉斯言。”先生的苦痛,源于中国士大夫的忧患意识。他曾经是一位充满乌托邦幻想的理想主义者,相信历史进化论,相信文明总是在进步,自认是过渡一代的人物,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先生目睹90年代以后中国发生的巨变,一则欣喜,二则心忧。晚年他看到的世界,不再是他所期望的世界,现实变得格外的功利、支离和媚俗,这世界不再令人着迷。

先生最忧虑的、谈得最多的,莫过于三件事,思想与学术的分离、知识界的党派林立与人类古老文明的衰落。

先生深知,思想与学术,合则两美,分则俱伤。缺少思想关怀的学术,无异工匠手下的雕虫小技,而匮乏学理基础的思想,又会流为游谈无根的概念口号。几经思虑,先生提出了“有学术的思想与有思想的学术”的主张。晚年的他,最为敬佩两位学界前辈。一位是顾准,充满知识学理的理论大家,无愧“有学术的思想”之楷模;另一位是陈寅恪,大学问背后有穿破时代的深邃关怀,堪称“有思想的学术”之典范。思想与学术合而为一,可谓学人的最高境界。先生本人身体力行,知识学养文史哲贯通,义理、考据、辞章,无不具有一流成就。学术界有“南王(元化)北钱(钟书)”美誉,思想界也有“南王(元化)北李(慎之)”之称,这两种说法虽然不为先生所接受,却证明了其学思双修的最高境界。

痛感于学界的分裂,先生犹如胡适之晚年,愈来愈认识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容忍不是乡愿,不是放弃自己的立场,迁就别人的观点,而是倾听对方的声音,寻求彼此的理解。先生生前,客厅永远是高朋满座,三教九流,无所不有。先生有容纳的胸怀,有凝聚人气的魅力。无论何种声音,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他都愿意倾听。但接触深了,在理性的温雅背后,先生也有狂狷的一面。他常常讲:“我是湖北人,性格中有楚蛮之气。”他的内心燃烧着岩火,碰到某些大是大非,会突然爆发,情绪激烈。了解不深的朋友,常常会吓一跳,这是读他的文章感觉不到的。

先生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的眼神,非常明亮,有一种威严和犀利,常常透过事物的表征,洞穿人世的真相。在生命的最后几年,70年的政治生涯和跌宕起伏,再加上熟读古书,饱阅历史,深谙人性,先生不再轻信。瞻望未来,他常常流露出莫名的焦虑。在他看来,即使是民主制度,假如制度背后缺乏人文精神和公共伦理,也会变质。先生时时牵念于怀的,是古老文明的衰落,特别是人文精神的式微。

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之中,先生开始怀恋并不遥远的19世纪。2001年,他在一篇重要的访谈中表示:“我对19世纪比对20世纪有更多的感情。直到今天,西方19世纪文学仍是我最喜欢的读物……我在精神上是19世纪之子,是喝着19世纪作家的奶成长的。”

对于他而言,19世纪首先意味着博大。19世纪是一个文化上的“广漠之野”,那时的人们心灵开放,海纳百川,兼容东西。晚年先生所欣赏的杜亚泉、陈寅恪等人,无不具有19世纪的博大与包容。那是文化上的自信,是不亢不卑的文明大国风度。

先生喜欢19世纪,还有一个理由,乃是19世纪的启蒙理想,充满着人文精神。抗战初期幽居在孤岛上海,无书可读,19世纪的欧洲文学作品成为他唯一的精神养分。从英国的狄更斯、勃朗特姐妹,法国的巴尔扎克、罗曼·罗兰到俄国的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这些浸润着深刻人道主义精神的文学家,塑造了先生一生的灵魂。

人文精神的核心,乃是将人视为目的,尊重每个人的人格与尊严。先生对“尊严”二字看得极重,在批胡风、“文革”等政治风暴中,他曾经被深深地伤害过,对人的尊严也格外敏感。他曾经说过:“人的尊严是不可侮的……思想是古怪的东西。思想不能强迫别人接受,思想也不是暴力可以摧毁的。”人的尊严来自人之精神,源自人是有思想的动物。他在给学生信中写道:“我一生中—尤其在‘文革’及运动中,经历了太多的残暴、冷酷、兽性。因此,我希望你们一代不再有人格的侮辱,能保持自己的人的尊严。”人的尊严,在以往的运动中受到权力的侮辱,如今又在市场的媚俗之中丧失。这令先生十分痛心,他再三重申陈寅恪为王国维墓作的墓志铭中那句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鼓舞世人,自勉勉人。所谓独立与自由,不仅针对专横的权力,也是对市场的流行与金钱的抗拒。

在先生看来,19世纪的文学与哲学之中,充满了人的精神尊严。晚年的他,虽然清算了黑格尔,但黑格尔对人的思想与精神力量的重视,那句“精神的力量是不可低估和小视的”,依然成为他终身的座右铭。先生所处的时代风云诡谲,各种危险和诱惑接踵而来,他坦然地说:“我是一个用笔工作的人,我最向往的就是尽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留下一点不媚时、不曲学阿世而对人有益的东西。我也愿意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做到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

先生为思想而来,又为思想而去。他是一个精神的存在。当最后一次住进医院,意识到生命无多的时候,他说:我是一个唯精神主义者,现在由一个精神人变成一个生物人,这个世界已别无所恋。他再三叮嘱家人,并要向他保证:到最后阶段,千万不可同意创伤性抢救方案。他认为:一个人临终之前,若是浑身插满管子,甚至开膛破肚,这不符合人性。人活着要有尊严,死的时候也要有尊严。

先生终于有尊严地走了,这位19世纪之子,一生守住了为人的尊严。

(刘陶然摘自《读书》

2008年第8期,本刊有删节)

(作者:许纪霖 字数:3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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