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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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回首1978年,那时的中国孤独地行走在世界边缘,长期的政治斗争让人对未来感到心灰意冷。开放之初,从领导者到普通百姓都显得有些茫然无助—外援无望,内资匮乏,僵硬的体制束缚了所有人的手脚。但其后30年,在一个拥有近13亿

回首1978年,那时的中国孤独地行走在世界边缘,长期的政治斗争让人对未来感到心灰意冷。开放之初,从领导者到普通百姓都显得有些茫然无助—外援无望,内资匮乏,僵硬的体制束缚了所有人的手脚。但其后30年,在一个拥有近13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一群不甘于自身命运的小人物把国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它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经济社会转轨,民众为追求自身幸福涌入历史的洪流……

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元年。在金融体系上,此前中国基本上只有一家银行,没有保险公司及其他任何金融企业,国有企业存款和财政存款之和为1089.9亿元。1958年到1978年20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4元,农民则不到2.6元。为了避免在可能的战争中处于被动地位,工业企业并没有被放置在拥有经济地理优势的沿海地区,而是转战大后方。重要的工业企业都被设置在交通成本高昂的山区,并且不计经济合理性地分散在广泛的地区,从而丧失了规模优势,使得经济效率非常低下。国有企业暮气沉沉,轻工业发展严重滞后,人们购买粮食和日用品都需要凭票供应。

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出访日本。前日本驻华大使中江要介在陪同途中问他对日本什么感兴趣时,邓小平说,中国老百姓冬天使用煤球,时常发生一氧化碳中毒的事情,他想知道日本有没有不产生一氧化碳的煤球。

此时,中国与世界彼此还是那么陌生,各自面对的生活和话题又是那么遥远。当美国家庭的电视普及率超过70%时,《人民日报》上才第一次出现了与电视机有关的漫画。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开放之初邓小平曾尝试借资本主义的钱造“中国大厦”。

事情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顺利。外国投资者很快发现,中国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投资国。一位随大众汽车前来中国考察的德国记者略带嘲讽地写道:“大众汽车将在一个孤岛上生产,并且这里几乎没有任何配件供应商。中国车间里的葫芦吊、长板凳、橡皮榔头,都是我爷爷辈的生产方式。”在重庆炼钢厂,一位日本记者意外地发现了一台140多年前英国制造的蒸汽式轧钢机还在使用。

在山东青岛,35岁的张瑞敏被上级派到一家濒临倒闭的电器厂当厂长。他后来回忆说:“欢迎我的是53张请调报告,上班8点钟来,9点钟就走人,10点钟时随便在大院里扔一个手榴弹也炸不死人。到厂里就只有一条烂泥路,下雨必须要用绳子把鞋绑起来,不然就被烂泥拖走了。”为了加强管理,他上任后的第一条规章制度是“不准在车间随地大小便”。

创业之初,柳传志像没头苍蝇一样骑着自行车每天在北京街头瞎转。他先是在单位大门旁边摆摊兜售电子表和旱冰鞋,然后又批发过运动裤衩和电冰箱……

这是一段让很多企业家自豪却又不愿意多作回忆的历史,创业初期,他们几乎无一不在灰色地带完成了原始积累。从1985年到1987年,全国各地共引进115条彩电生产线、73条冰箱生产线,仅广东一省,就引进21条西装生产线、18条饮料罐装线、22条食品面包生产线、12条家具生产线。美国《新闻周刊》曾对此作过生动的描述:“一批工程师、技术员和包装工来到了法国的工业城市瓦尔蒙,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把已经破产的博克内克特冰箱厂的设备尽数拆去,5000吨设备装上了轮船、飞机和火车,启程运往天津,在那里的一家工厂里它们将被重新组装成一条每天生产2000台新冰箱的生产线。”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在一片忙乱中开业。交易所负责人敲完锣后竟兴奋得当场晕倒,毕竟中国人已经有40年没搞过资本游戏了,所有人都手忙脚乱。有意思的是,12月1日,就在上海即将开市之前,不甘落后的深圳抢先“试开市”。由于仓促抢跑,深市第一天成交安达股票8000股,采用的是最原始的口头唱报和白板竞价的手工方式。

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整个国家就像一个处在青春期疯长的孩子,当孩子发育的骨骼一次次快速突破旧体制、旧思维的束缚时,中国的经济也在一次次裂变中获得了新生。

1993年2月北京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代表们就餐第一次不再需要缴纳粮票。5月10日,北京市政府正式宣布从这一天起取消粮票。此后,各种带有明显计划经济色彩的票据一一从人们生活中消失了。

在价格优势下,本土家电企业打垮了跨国公司,之后便迅速地陷入了更为惨烈的“内战”。由于所有企业都处在相同的技术层面上,所以“内战”的武器还是价格战,以及一轮又一轮的以“技术创新”为噱头的概念大战。有人曾经对这些“新技术”做过一个黑色幽默式的描写:譬如“光触媒空调”被宣称是“21世纪空调业的重大突破”,其实就是在过滤器上加装一张含有活性炭的过滤网,活性炭潮湿了,就拿出来晒晒太阳,其成本不到1元钱;“环形立体风空调”是某大空调企业投入上亿元开发出来的专利技术,其实就是在风叶上装了一个定时器,让它定时上下左右变换而已。

在狂飙突进的多元化浪潮席卷下,企业家们似乎已经失去了认真、寂寞地做好一个产品的耐心。“我认为中国人有点急躁。”在中国沿海考察的日本管理学者大前研一有点担忧地说:“中国的企业家只想在五年之内就学到日本花了50年所学的,可是,管理是一个连续反馈的过程,如果你只是这样‘浓缩’地学习,然后匆匆忙忙地采取行动,或者是让其他人来对组织进行改造,这简直就像个‘人造的孩子’。”

1997年9月12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上提出“混合所有制”概念,认为非公有制经济已经不仅仅是“补充”,而且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国有经济的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社会主义性质。此次关于姓“公”姓“私”的争论,被人称为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1992年关于姓“社”姓“资”讨论之后的第三次“思想解放”。

1998年7月,国务院决定党政机关一律停止实行了40多年的实物分配福利房的做法,推行住房分配货币化。随后,房地产热迅速形成,并成为后来10年拉动经济成长的“火车头”。

1999年年底,中美WTO谈判协议戏剧性地达成了。100多年来,中国人一直试图以积极、平等的角色融入全球经济大家庭,在20世纪的最后一个年份,终于握到了这张“入场券”。2001年11月10日,在多哈举办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决定。

2001年申奥成功,既让中国获得了一次向世界展示魅力的机会,更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景气预期。

2002年,一个“中国制造”的新名词开始在媒体上广泛传播,整个世界都感受到了中国的存在和力量。这一年,中国出口了一项最大的“单宗商品”:身高2.26米、名叫姚明的篮球运动员。有人为这个亚洲小巨人算了笔账,如果他在美国NBA打到38岁,可以有2.7到2.9亿美元的收入,这还不包括他获得的场外赞助、广告费等巨额收入。这一价值按当时国际商品价格换算,就相当于中国出口了102万吨大米,或46万吨钢材,或239万台电视机,或630万辆自行车,或98万吨原油,或6489万米丝绸。

廉价是“中国制造”制胜的唯一武器,也是最令世界难以抵挡的竞争力。2004年9月16日,西班牙埃尔切爆发火烧温州鞋的暴力事件,数百名西班牙鞋匠冲进货运码头,将价值100万美元的16个装满了温州皮鞋的集装箱付之一炬。一周后,埃尔切再次爆发排斥华商的示威游行,只有20万人口的小城数千人上街。事实上,据意大利鞋业联合会统计,过去两年有超过2.5亿双中国鞋进入意大利,鞋进口量首次超过了出口量,这对于一个以制鞋业为骄傲的国家来说,无疑是一种耻辱。事后欧盟为了安抚当地制造商,甚至设计了一个“非中国制造”的标签。

2006年5月20日,历时12年建设的三峡大坝完工。这个人类历史上规模庞大的水利工程投资总额高达240亿美元,年均发电量将达847亿千瓦时,取代巴西伊泰普水电站成为世界最大的发电和防洪综合工程。7月1日,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全线建成通车,项目总投资逾330亿元。青藏铁路有960多公里都在海拔4000米以上,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气候条件最恶劣的高原铁路。

过去15年里,互联网在中国从无到有,肆意成长,终于自成一体,并渗透到了经济生活的每一个细胞中。尤其值得骄傲的是,在这个世界里,本土企业几乎在所有的领域都击败了各自的国际对手,这在其他行业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完胜场面。

也许,没有一个国家像今天的中国那样让人恍若隔世。对于很多人来讲,他们生长的地方都已经不复存在。唐宋诗人笔下的江南早已面目全非,如今成了全世界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昔日蜿蜒的街道被拉直拓宽,街道上的青石被撬掉扔弃,上面建起了呆板高大的楼房和商铺,雨廊、飞檐、河埠头都成了记忆中的画面。

2008年更是一个需要想象力的年份,一出长达百年的复兴大戏终于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

(方竹摘自《激荡三十年》,

中信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作者:吴晓波 字数:3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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