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书鸿:守望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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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两头毛驴上分装着我们一家的简单行李,我骑了一头,沙娜搂着嘉陵骑着另一头。时序已是初冬了,千佛洞前的白杨树全都赤裸着兀立在风沙中,落叶连同沙山的泡泡刺,在已结冰的大泉宕河上飞旋飘舞。敦煌这时分外清冷和孤独,在

“两头毛驴上分装着我们一家的简单行李,我骑了一头,沙娜搂着嘉陵骑着另一头。时序已是初冬了,千佛洞前的白杨树全都赤裸着兀立在风沙中,落叶连同沙山的泡泡刺,在已结冰的大泉宕河上飞旋飘舞。敦煌这时分外清冷和孤独,在朦胧的晨雾中显得灰暗而沉闷。”这段话引自常书鸿先生自传,写的是1945年冬他迢迢万里返回内地求援的境况。他所说的“一家”,只是他和13岁的女儿沙娜和三四岁的儿子嘉陵,而他们的母亲此时已不包括在他们的家庭之中了。

我们很难想象常先生当时的一片心酸:1943年他独辟草莱开创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几经风雨飘摇,却在抗战胜利前夕被国民政府撤销了,人员纷纷离去,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队伍全军覆没。他这个已不被政府承认也毫无经费来源的“所长”和号称“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机构,最后只剩下了两名青年工人还跟着他。

但奇迹般地,这位一生中一再遭受致命打击的艺术家,却再次挺了下来。熬过这段最艰难的日子和更加不堪回首的“文革”的屈辱岁月后,这个研究所也坚持住了,一直发展到今天享誉海内外的敦煌研究院。

常书鸿:守望敦煌

常书鸿,满族,1904年生于杭州,1927年赴法国学习油画。1935年,他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第一次看到了法国人伯希和拍摄的“敦煌石窟图录”,感到“十分惊异,令人不敢相信”。先生回忆,他当时“倾倒于西洋文化,而且曾非常有自豪感地以蒙巴那斯的画家自居……现在面对祖国如此悠久的文化历史,真是惭愧至极,不知如何忏悔才是。”这也是促使他结束法国的9年学习早日回国的原因。

1942年秋,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从西北考察回到陪都重庆,向最高国防会议提出了建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提案,获得通过,常先生自此开始了他终生的敦煌事业。离开重庆时,梁思成送了他四个字:破釜沉舟!徐悲鸿在为筹集研究所经费举办的个人画展上送他一句话:“要学习玄奘苦行的精神,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

1943年2月还是严冬,常先生在四川和兰州招了四五位人员,敞篷车上颠簸了一个多月,又改乘骆驼,在敦煌创建了研究所。

初到敦煌,石窟的惨象令常书鸿倍感辛酸:许多洞窟已被曾住在里面烧火做饭的白俄军队熏成漆黑一片,藏经洞的大批卷子被伯希和等人盗走,一些珍贵壁画被华尔纳用胶布粘去;大多数洞窟的侧壁被王道士随意打穿,以便在窟间穿行;许多洞窟的前室都已坍塌,有的并殃及后室;几乎全部栈道都已毁损,大多数洞窟无法登临;虽赖气候的干燥,壁画幸而大都仍存,但冬天的崖顶积雪,春天融化后沿着崖顶裂隙渗下,使壁画底层受潮,发生起鼓、酥碱现象;窟前绿洲上放牧着牛羊,林木岌岌可危;从鸣沙山吹来的流沙就像细细的水柱甚至瀑布一样,从崖顶流下,堆积到洞窟中,几十年来无人清扫。总之,莫高窟无人管理,处在大自然和人为的双重破坏之中。

首先要做的事是修建一道围墙,把绿洲围起来,禁止人们随便进入窟区,破坏林木。常书鸿不断地给国民政府打报告,却总是没有回答。他就先向县政府借钱,以至引起了县长的怀疑,这帮人到底是什么人,是不是具有合法的身份?但县政府还是把钱借给了他们,才修起了这堵围墙。原来要修近三公里,后来缩减为不到两公里,只把拥有保存着壁画和彩塑的南区洞窟前的绿洲包围了起来。

他们的生活十分艰苦,水是咸的,肉要从城里买来,来回五十多公里,牛车拉回,戈壁滩上太阳一晒,也就臭了。常先生刚到时,张大千还在,临走时送给先生一幅《蘑菇图》,却是一幅手绘地图,标示出在窟前区哪儿长着蘑菇,这就是美食了。张大千对他说:“这是一个长期的—无期的徒刑啊!一定要坚持在敦煌留下来。”

忍受着生活上所有的不便,常书鸿就这样和最早的有志于敦煌艺术事业的人一起,开始了艰苦的拓荒工作。然而,背叛从一开始就存在了,那位从重庆跟来的摄影师拍摄了许多壁画照片,还有一位教授抄录了一些供养人题识,都席卷而走了,一点也没有给研究所留下。奇货可居,他们就是靠着这些在外面招摇的,那批照片现藏于美国某博物馆。先生后来每谈至此,无不痛之入骨。

一心投入工作而忽视了家庭的常先生怎么也没有想到,背叛在自己的家里居然也发生了,妻子陈芝秀以去兰州治病为名出走。陈芝秀是留法雕塑家,1934年常先生在巴黎发起成立“中国艺术家学会”时,即是参加者之一。她去兰州前,常先生写了好多信,托朋友沿途照顾。常先生遭受了人生第一次最重大的打击。他策马狂追,跑了二百多公里,昏倒在戈壁滩上,在玉门被人救起,抢救了三天。苏醒之后,他还是选择了事业,回到了敦煌。

1945年春,常先生托人在重庆举办了一次临摹品展览,获得意外成功,产生了很大影响,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郭沫若都参观了展览。教育部却下令撤销研究所,这无疑是又一次惊天霹雳。听到这个消息,一位工作人员在屋子正中贴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枯坐无语,泪流满面。

大家怀着巨大的遗憾和对先生的无尽愧疚纷纷离去,于是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常先生踏上了东去求援的旅程。回到重庆,中央研究院傅斯年院长决定将研究所作为中央研究院的一个分所。常先生开始二次创业,从四川招来一批新人。

1948年夏秋,常先生带着五百多幅临本在南京和上海又举办了展览,蒋介石、于右任、孙科和许多要人都前来参观。旧政权覆亡前夕,教育部长朱家骅下令将这批临品全部送到台湾展出。常先生有所警觉,没有执行。他将所有临本秘藏于上海和杭州,带着子女悄然回到敦煌。1949年9月底,解放军进驻敦煌,研究所迎来了新时期。

常先生完全不懂政治,他只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和将一生奉献给艺术的艺术家。他没去台湾,并不像有人所说的是反对旧政权,也不是他对新政权有多少认识,只是因为敦煌在大陆, 常先生的事业在敦煌罢了。凡是对他的事业给予了支持和理解的,先生都一概报以感激。比如,就在敦煌改换天地前夕, 常先生派人去酒泉,从当时已败退至此的旧政权甘肃省政府全额领到了最后一批经费, 常先生就脱口而出感慨说:“政府已经把最后一滴血都挤给我们了!”这种言论在“文革”中被揭发出来,自然就成了常先生是国民党残渣余孽的铁证。

1962年,甘肃发生饿死人的惨剧,研究所的人普遍浮肿。为了保存好不容易才聚拢起来的力量,先生作出了一个不同凡响的决定,向全所人员宣布:如果自己有活路,可以请长假暂时离开研究所,工资、粮票按月照发,路费报销,只要能保住一条命,将来回来,就是胜利。

先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艺术家,率直而天真,不拘小节,重感情,观察力细致精微,联想丰富。冬天,一只失群的喜鹊到先生窗前乞食,先生按时准备了吃食放在窗台上,连续喂养了四五个冬季。后来窗户纸换成了玻璃,这只形单影只的喜鹊看见玻璃上自己的影子,以为是另一只同类,不断朝玻璃冲撞。先生看见了,常为所里的单身职工操心。

有一次大概是老家需要钱,我在所里到处借钱,凑够寄走了。先生派人来叫我,问我所里谁的工资最高,我说当然是他,他生气了:那你为什么不找我!难道你有困难我会不伸手?

1964年后,社会态势越来越左,先生一定也感觉到了。运动一来,几天前还口口声声支持他的地委书记突然变卦,声言支持造反派,要砸开研究所阶级斗争的铁盖子。先生被开除出党,定下了“走资派”和“三反分子”的罪名,留所监督使用,只领取生活费。1968年,军宣队一位队员无照开车,坐在车上的先生腰椎受了重伤。以后,先生一直在厨房劳动,腰伤养得好一些了,也在地里给厨房摘菜。

不久,先生忽然被“解放”了,撤销一切罪名和处分。军宣队长向他宣布时,常先生似乎并没有听懂或根本就没听,仍然照着斗争会上的老样子不断向领袖像和大家转着圈请罪。当终于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时,他忽然呆了,脸上毫无表情,既看不出惊喜,也看不出悲伤。很快我们得知,原来是英国著名记者韩素音来中国,提出想到敦煌等地参观采访,希望能见到几位著名作家、学者。周总理答应尽可能满足她的要求,决定把先生请出来。

常先生开始了第三次创业。首次开会,他就严肃地指出,敦煌文物研究所不是农场,而是国家设立的研究机构,要立即扭转天天只讲种菜种粮的方向,重新回到正路上来。

常先生大概从1973年下半年开始便应省里要求住到兰州,以方便接待外国学者。先生这次学了乖,提出凡与外国人见面,一定要有关人员在场并作详细记录。1978年以后,先生被安排长住北京,直到1994年辞世,再也没回到过他梦牵魂绕的敦煌。

(王斐摘自《传记文学》

2008年第10期,本刊有删节)

(作者:萧 默 字数:3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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