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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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飞机收起起落架的时候,机身猛地一震,我急速地前倾,同时,一个温存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不要紧,就这么一下。”一只手温和却很有力地拉住了我的胳膊。这是一种酷似我的外婆和正在越来越像外婆的年老的母亲惯常的语言——三四

飞机收起起落架的时候,机身猛地一震,我急速地前倾,同时,一个温存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不要紧,就这么一下。”一只手温和却很有力地拉住了我的胳膊。

这是一种酷似我的外婆和正在越来越像外婆的年老的母亲惯常的语言——三四十年代的保守、亲切而又中规中矩的北京话。它来自我身边E座的一位白发老妇人,她的灰色羊绒衫、毛呢长裤以及清洁的白衬衫领子,都显示出她的精干、有条不紊以及生活质量。她的白发卷曲、面容平和,一双灰色的大眼睛毫不因年迈而浑浊。我对她笑了。这双眼睛泄露了她的身份。我认定她来自欧洲,甚至德意志的某一个地方,她让我迅速地想起了我最爱的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

老人也在对我微笑,她的手已经收回放在腿上:“一个人旅行?”

我摇摇头:“出差。”

老人表示疑问:“你?”

“是啊。”不知为什么从一开始就对这样一个优雅的老妇人抱有好感。我几乎有些淘气地摸出眼镜带上,并且摸摸在出门前花了不少时间才盘好的头发,“我是去采访。”

“您的北京话很像我外婆讲的那一种,”我试探着说,“现在不大有人这么说话了。”

老人的脸上涌起一种很遥远的详和:“那是我20岁学的中文口音,1936年,还没有开始抗日。我从法兰克福辗转到上海,又来武汉……”

我摘掉眼镜,侧过脸来凝视这个如磁石般吸引我的老人,以我一贯的在沉默之中的探寻目光。

“我是来结婚的。那时我一句中文也不会讲,但是因为我的丈夫,我在家乡的时候就开始喜欢中国……”老人已经完全陷于回忆之中,而我的思绪也已经追随着她的那种由于注重文法、注重严谨和达意准确而充满诗意的叙述,一直落在1936年在武汉的那个年轻的中国建筑师身上。那是一个英俊的湖北小伙子,她父亲的学生,他讲一口流利的德文常常出现在她家的客厅里,他在和父亲讨论问题的时候偶尔会偷偷地看她,17岁少女坐在黄昏的夕阳余晖中安静地缝一块几乎永远缝不完花边的台布。离开法兰克福的时候,少女已经19岁了,25岁的湖北小伙子留下一封信,除了用德文规规矩矩写下的致谢之外,还有一张中文、德文对照的地址卡:中国武汉——这个地址,少女只用过一次,是一封间断的电报:“将来武汉结婚,请等待。”

老人在60年前的浪漫中独自微笑。“后来我就一直在中国,先在武汉,又到北京,之后又到武汉,再到北京,1966年我丈夫去世之后,我就一直住在北京。”

“没有什么比时间更有力量。”老人似乎看出我在想什么,“你看,现在已经过去了60年,我80岁了。”

我无法想像,是否老之将至或者老之已至的人都会有这样一份类似的平和,面对逝去的浪漫、时代的变迁、亲人的离去和生命的终结,都会有一份类似的认可。正如我无法想像1966年,她的丈夫和当时许多不堪忍受侮辱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结束生命同时也结束他们的婚姻中那一份相守的承诺的时候,她是怎样的一种切肤之痛。

老人的叙述中没有任何愁苦的表情,她几乎完全沉浸在当年夫妻的甜蜜之中。我又一次想到了杜拉,那个善于把人置于难言的伤痛之中却只字不肯透露的女作家,在《广岛之恋》中她只用一句话讲到了创伤:“要是流露出一丝忧伤的神情,都会贬低了这份痛苦的感情。”的确,没有什么比时间更有力量。

旅途上的午餐永远是热闹的。老人很熟练地用一次性使用的木质筷子,并且为我和她自己各要了一小杯啤酒,只有在和我碰杯的时候她轻轻地迸出一句英文:“Cheers!”空中小姐收走餐盒和废物的时候,她把原封未动的一副塑料小刀叉放进了手袋:“我去武汉是去看我丈夫的弟弟,他和我一样大,他的重孙女3岁,特意打长途电话告诉我,要这些刀叉玩过家家……”这一刹那,我有了一种很深的、几乎很感伤的感动,这是属于母亲的动作。在人们把飞来飞去当作习以为常、把这种收集视为“小家子气”的今天,这个60年前来自德意志的80岁的老妇人,让我一次又一次想起小时候,妈妈第一次乘飞机回家就是给了我一副“飞机上用的刀叉”,那是一种很温暖的牵挂和血液里的相思。

“我可以知道在北京怎样找到您吗?”我小心地问。

“5天以后我返回北京,咱们要是有缘,就可以碰上。”在留下她担任德国现代文学教授的学校和电话之后,她笑着说。

我们在天河机场外的高速公路人口处告别,她的白发在中午的阳光里闪着银色的光泽。

她坐上机场巴士的时候,我想,这里对于我是异乡,而她却说“回家”。

在市中心找到一家酒店住下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订下5天之后返京的机票,为此,我多付了相当于机票价格的五分之一的手续费。

白天的采访相当紧张,但是几乎每一个空档我都会想到这个奇特的老人,而且由她,我几乎开始无法抑制地想家,想念将在我返回北京时离开家去出差的丈夫。

事实上从我做了记者那一天起,就已经开始在习惯和丈夫的分离。他像一盏灯一样守在一个固定的、叫做“家”的地方,而我像一只鸟儿一样乱飞。然而倒退回新婚的时候,这一切正是我所频频抱怨的。

认识我的丈夫之后,我就基本上不再工作了,迅速地结了婚我也迅速地变成了“家庭主妇”。那时候丈夫的生意红红火火,应酬也每每很多,在他的忙碌的相比之下,我显得非常“有闲”。那是一段无所事事的日子。每天看着丈夫吃完早餐、夹着皮包离开家,我的百无聊赖就此开始,照例是做美容、看录像、吃瓜子、翻杂志、听音乐、直至买菜、做饭,而晚餐快要上桌的时候常常会接到丈夫充满歉意的电话:“今晚有客户,不回来吃饭了,你自己照顾好自己。”

这样的日子我会很委屈。1995年春节后的一天,丈夫照例是通知晚饭不回来吃。而当他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歪在长沙发里睡着了,电视屏幕上一片雪花,话筒掉在地上。那个晚上我哭了,我告诉他有一个报社在招聘记者,我要去考。我说我一生的理想只有两个,一个是做记者,一个是做母亲。

三个月以后,我真的成了一名记者,而在那个晚上痛哭之后,丈夫的应酬越来越少,我知道他在增加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同时我也知道伴随着我的工作这种可能又变得微乎其微了。

我拨通了家里的电话,是丈夫的声音:“我知道是你。”

于是我大讲那个老妇人,讲杜拉、讲小刀叉,丈夫静静地听着,就像每一个晚上我捧着茶对他云山雾罩,而他对我默不作声一样。

“我知道你是欣赏我的。”相隔千里,我猛然有了表达的冲动,而这在平日里是为我们所不屑的。

我知道丈夫在笑,但他的话却依旧淡然:“我在洗衣服、床罩还有窗帘,你想想,一个老婆出差了的男人,除了这么消磨时间还能怎么样?”

这是我丈夫一贯的表达方式,而我似乎只有在异地的夜空下才能感觉到其中的深意。

“两年前你说我‘商人重利轻别离’,现在轻别离的人变成了你……”丈夫还在打趣,我已经泪流满面。五天以后回到家里,将是没有人等候的空屋子;而丈夫离家的时候,没有你爱的妻子帮你打理行装,很俗的感觉和细节,却让我在刹那之间心痛不已。

五天的时间很快也很紧,然而在离开武汉前的最后一个上午,我专程到据说是最繁华的一条商业街,找到了一间很漂亮的休闲装专卖店,给丈夫买了一件毛衣。这是若干次出远门中惟一的一次带了礼物回家。

我提前了一个半小时到达天河机场,逡巡在换登机牌的地方,我在等待那个令我难以忘怀的老妇人。

当那灰色的身影缓缓过来时,我们相视而笑。

老人拉住我的手:“小姑娘,缘分也被你做出来了。”

“您没有再回过法兰克福吗?”

老人摇摇头:“没有。我因为教学的关系到过汉堡、波恩以及图林根,但是我没有到法兰克福,我在那儿没有亲人了。我是独生女,而且,我嫁给了中国丈夫,他的家就是我的家,所以,我每年回一次武汉。”60年的时光已经让她完全中国化了,她穿过列宁服,拿过红宝书,有中国人人手一页的户口卡片,用过各种粮票、布票、肉票,而后她又在每一个清晨提着篮子到“早市”买青菜和他丈夫爱吃的豆豉……

我们依然一人一小杯啤酒,并且“Cheers”。

“小姑娘,下了飞机有男朋友接吗?”

我摇头:“我丈夫今天下午的班机,出差。”

老人笑了,双眼眯成了一条缝儿:“聚少离多,我们当年也这样。你丈夫一定很不希望你出差。”

我点头,说不出话,忽然就很想哭。

“因为有分离,才显得在一起的时候很宝贵。这很俗气,但古今无不同。”老人捏捏我的手,“我们在一起30年了,之后我有20年的时间用于回忆。你离开家五天,有四个夜晚用于相思,很充实,对不对?”

我的眼泪终于落下来,打在她皮肤有些松弛的手背上。

我们仍然在机场告别,她在钻进计程车之前很认真地问我:“小姑娘,你知道婚姻是什么吗?”

我一时语塞。

老人粲然一笑:“婚姻就是把稳定送给你爱的人,把浪漫留在心里。”

我看着她的车渐行渐远。

回到家里,我看见打开的电脑屏幕上丈夫留下的话:“我会用魂斗罗第六代的速度快去快回。”

桌布、床罩和窗帘都是新换过的,屋子里飘着淡淡的姜花的味道。

我抱着那件新毛衣坐在地板上。写条子的人是丈夫,买毛衣的人是妻子,这是完全不同于任何男人和女人的关系的一种特别的关系,因为这样的两个人血泪交融。

我把柔软的毛衣贴在脸上,想着那老人说的话——婚姻是什么?婚姻就是把稳定送给你爱的人,把浪漫留在你心里。

(怀特摘自《青年月刊》1998年第5期)

(作者:安 顿 字数:4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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